 读到陈乐民先生这句“思想家的影子可以拖得很长很长”，一时感动得怔住了，它像一行很美的诗句，不，它本身就是一首小诗了，令人吟诵良久。 在万圣书园看到陈先生的这本《启蒙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10月），差点“哎呀”一声叫出来，仿佛心中某个隐藏的秘密被揭穿。陈先生在书中论及的18世纪，虽然其社会、政治领域仍为黑暗所笼罩，孔多塞形容为“政治暴政”与“宗教暴政”的年代，但是在思想方面，却是最富有生长性、也是最有魅力的时期。 所谓现代性更意味着一种“现代心智”，它意味着怀疑、理性、批判和驳诘，意味着朝向现实而非经院的知识态度，并天生伴随着一种挑战权威的精神。后人可以对当年的“启蒙运动”说三道四，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永不满足，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歇步。 陈乐民先生比较了四位启蒙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他说自己最喜欢伏尔泰，因为“伏尔泰最有人性，也最理性”。而且尽管“伏尔泰一生经历不少坎坷，但他的性格却是欢快的、活泼的”。我一见陈先生喜欢伏尔泰，就喜欢陈先生了。可惜始终没能当面向陈先生有所请教。这样的机会永远失去了。 可是我也喜欢狄德罗，因为狄德罗最淘气，对自身人性的幽暗处了解最深。伏尔泰说“自然法就是令我们感到公正的本能”，“这种自然法既不整人，也不是拿别人来取乐”。狄德罗谨守了这两点，他只是喜欢拿自己来取乐。将自己一分为二之后，他写出了《拉摩的侄儿》这本也是活泼欢快的小书，堪与伏尔泰的《老实人》媲美。 陈先生这样形容狄德罗：“狄德罗的脑子像一群晚餐会上聚会的人在吵吵嚷嚷，你一言我一语谈笑风生。”这使得我更加热爱狄德罗了。 陈先生稍前出版的那本《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陈乐民、史傅德对话，晨枫编译，三联书店，2009年1月），其中有关公民社会的话题，也是令人深感兴趣的。陈先生试图强调，公民社会的诞生，并非朝向一个新的理想国，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在欧洲历史上便是如此。陈先生提供的历史维度，对当今实践者，极富启发意义。 伏尔泰开创的“理性”与“人性”的传统，被不同人们继承下来。不同的人们分享了伏尔泰精神资源的不同方面，或者让这两部分得到不同的新组合。 《欧洲精神——围绕切斯拉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毕波展开》（［法］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范炜炜、戴巧、翁珊珊、吴幼梅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一书中提到的作家和思想家，如诗人米沃什、哲学家扬·帕托切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和伊万·克里玛、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以及政治学家伊斯特万·毕波，主要生活在20世纪东欧这个地区，在上个世纪纳粹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的多重灾难中，这些人们发展出某些独特的人道主义传统，其重心是对人类尊严的维护。 诗人米沃什曾经形容自己为“一出道德剧的罪人”。比起他内心生活的紧张压力，他外部生活的起伏跌宕几乎算不了什么。早年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其精神底色是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是后来深陷的现实，却一再让他卷进相反方向的思考，即对于民族、同胞及善恶的思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