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得承认，个人的眼光永远狭隘，所以本人从来不觉得当代中国作家合格、懂分寸，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拿出合格的、懂分寸的作品。贾平凹、阎连科，这些都是身处一线却拿不出一线作品的作家。比如贾平凹的《高兴》，道貌岸然地揣测小人物的命运，这压根就不该是小说家干的事，而是编剧在串通主题和剧情时做的工作；再比如阎连科的《丁庄梦》，靠短暂体验生活得来的故事，始终是没有根基的宣传式工具。所谓体验生活，实在是泯灭了小说家这个称呼。而张旻这些个人体验式的“私性”小说，我觉得至少是一种富有诚意的、跟作者自己发生了关系的作品。至于《邓局长》的叙事“老套”，是张旻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不要期待这位作家会突然带给你一部形式上无比新颖的作品，对故事情节的期待也是不靠谱的。张旻用许多许多年的时间，写的就是一些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那些言说不尽或许也是多余的情、卑微低下但无比高亢的爱，没有一个故事逃得出世俗生活。但是张旻有一种魅力，能让他的读者一次次地陷入他所营造的情感细节之中，这份细节之美，构成了每一次阅读的惊喜和之后真正的期待。 曾经一度，张旻被批评家列为“新状态”小说家的代表，但实际上，他的形式感和故事的选取角度，甚至价值观和所宣扬的气场，都不同于当时其他的“新状态”代表。事实证明，只有坚持自己的喜好，才能使一个小说家变得成熟并走得更远。当年所谓的“新状态”诸人，要么早就是没了状态，写不出来东西，要么就是因为没有了持久的喜好而改行干了别的。写小说本来就是一件寂寞并无法第一时间得到回报的行当，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瞬间出手就可以被承认并得到相应回报的伟大的小说家，在这世上实在是太少了。更多的写作者只能是在有生之年依靠顽固而持久的喜好来充盈着自己每一天的写作。别以为卡夫卡的例子听多了就以为到处充满特例，要知道，像卡佛、布考斯基这些牛逼的桂冠作家在有生之年全都没享受到写作换回来的面包。不可能指望人人都像马尔克斯、库切或者奈保尔那样幸运。 相信对于张旻来说，写小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他愿意为之付出。否则的话，作为一个出过几本书也不缺发表机会的小说家，在今天竟然仍然不能得到应得的认同和理解，早就应该独自怨天尤人而不是继续写下去了。喜好是小说家的前提，也是维持一个小说家“在路上”的随身信物。我这样理解一个迟迟没动笔去写小说的人，以及一个写了很久然后半途折返回去或者改行干点其他行当的人——这些大概都是因为喜好的不足够吧。 记得王小波死后不久，当时还是作家的朱文说过“我们真是冷漠啊”，他是在感慨这么好的作家竟然没有人知道。在信息爆炸、资讯海量的今天，冷漠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发生。看看那些花里胡哨的情感故事方式（比如《他想说爱》）、不靠谱的伪畅销书和地摊读物的模式（比如《良家女子》）、半遮半掩的纯文学小众形式（比如《情戒》），再回头看看张旻的小说，看看他可怜的知名度，我只能再次感慨时代的冷漠。 凭借着《堕落与爱情》、《他想说爱》以及《邓局长》这样几部对人类爱情世界不断向纵深挖掘的小说，用一种爱情絮语般的格调和语言探索人类自身的情感世界，张旻已经成为他那一代小说家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位。掰着手指头数一下当代小说家，名字也许如雷贯耳，作品也许早已等身，在读者心目中也许也留有位置，但是说到文学的终极价值之一，即打动人心，这一点恐怕很难筹足双手的指头数吧。在我的视力范围内，那些不成气候的小说家缺少的不是技术，甚至也不是诚意（一些人在文学面前流露出来的虔诚表情是不容置疑的），也许他们匮乏的是心灵，如果用一种极其伪真实的被感动的情绪去描写一个故事，无论如何，这个故事都无法真正击中人们的心灵，更何况一部卓越的小说正是要击中你我心灵最柔软的部分并产生巨大共鸣——仅仅使用看上去妥当的方式、貌似聪明的手段，是无法抵达文学的。 毫无疑问，当代华语文学是低级的和拙劣的，跟眼下的华语电影和中国足球一样，不管大家怎么夸奖、赞美某部电影，欢呼某场国内男足比赛，都要明白一个前提：这种夸奖、赞美和欢呼，首先是建立在卑微、低级和拙劣的大前提下的。认了吧，聪明的读者、作家、评论家们，这是最坏的时代，这只是最坏的时代。看看现有的文学作品，腐朽而陈旧，庸俗而浮躁，廉价而轻薄，四处洋溢，各方飘洒。只有先承认这已经是最坏的，才有可能发现一些并非最坏、似乎还可以、说得过去、甚至卓越而诚实的作品。当然，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现实，问题也不大，谁还没有可笑的经历呢？只是别企图用一种固执而无知的表情来宣告我们已经多么先进，可笑的皱纹会深深烙入你的嘴角和眉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