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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泽东两次召见。据吴晗说，“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从向吴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在“完全”下加上着重号，毛泽东对这一稿《朱元璋传》并不充分肯定。尽管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吴晗对这一批评显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从毛泽东处反馈过来的意见很明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也许察觉了毛泽东仍不满意，吴晗这一稿没有公开出版。 时隔十年，1964年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传》，显然想给伟大领袖一份满意的答卷，企盼给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发一张毕业证书。但吴晗毕竟是书生，完全没有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的真髓所在。其失察还不止一端。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热情讴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1949年以后，在他的推毂下，农民战争研究成为史学界的显学，因为他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对此，吴晗虽未活到毛泽东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七十年代，但从其在《沁园春·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挥斥评骘，也不难略窥端倪的。关键的是，毛泽东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国为界标，这时也应该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在史学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力图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跟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实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传》里，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对朱元璋该肯定的自然肯定，该否定的还是否定。在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论部分，他在肯定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同时，几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点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谕旨。吴晗归纳了朱元璋的五条缺点，许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联想与猜忌，原书俱在，有兴趣者自可观览吟味。要命的是，其中两条几乎是针对着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运动而发的，不妨照录如下，并在关键表述下加标着重号：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道理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最新版《朱元璋传》是1965年2月出版的，书一出版，江青就扬言要批判。据她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她当时不让毛泽东看《朱元璋传》，遭到反驳，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由此可证，吴晗对朱元璋的盖棺论定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但毛泽东没有拿《朱元璋传》做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不好做，总不方便点明吴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于是就拿《海瑞罢官》开刀。由此推算，毛泽东是在1965年二三月间读到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语，才下决心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的，并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总体构想。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对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文章居然没能点出“罢官的要害”。还需由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加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吴晗一再申辩，他的研究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精神，并没有影射讽刺任何人物。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仅举出《海瑞骂皇帝》刊发在庐山会议前，撇清了与彭德怀的关系；连《论海瑞》那个后来加上的蛇足式结语，也拿来证明自己是“反右倾”的。但说到庐山会议后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罢官》时，吴晗就进退失据了。他说：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晗不能解释为什么《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而《海瑞罢官》连目的性也“不清楚”，于是只能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他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可以有现实的关怀。吴晗关于海瑞的所有文章与剧本，他对海瑞精神的讴歌赞美，客观上就具备了现实的指向性。他写《海瑞罢官》，用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海瑞精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压倒”，“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许，写戏之时，在显性的主观层面，吴晗确实没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怀的用心。但彭德怀因直言民生而获罪罢官，其后全国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陷入困境，彭德怀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联系到吴晗被批后曾对秘书愤愤道：“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因而写戏之际，在潜意识层面，吴晗是否绝对没有从海瑞联想到彭德怀，就是殊难梳理辨清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吴晗首版《朱元璋传》是影射史学，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而他关于海瑞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新时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现实政治干预史学研究的产物。但奉命史学与影射史学在表现手法上并无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实屈就于预设的对象与结论。惟其如此，深谙史学的毛泽东就有理由把奉命与影射视为一体，甚至从求实的史著里也读出影射的成分来。于是，尽管吴晗最新版《朱元璋传》力图实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却仍被视为影射领袖与现实，最终与《海瑞罢官》缠夹在一起，锻就了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大公案。 延伸阅读 《朱元璋传》，吴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