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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磨难的幸存者，将黑暗时代的点点滴滴如实地记录下来，在很多时候，尤其是那个黑暗时代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时，这种私人记录往往能洞穿官方遮蔽历史、粉饰历史的连篇假话，其价值远远高于那些冠冕堂皇的官方记录和犬儒作家的虚构想象。 富有文学才华的杨泽泉先生已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1958年，在波及四川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还是一名高中生，厄运一夜之间降临到他和许多同龄人的身上，他的父亲吴天墀是一个人品高洁的历史学家，曾经是青年党的重要骨干，1949年后饱受折磨，也许这样的家庭出身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即便没有那场已被民间命名为“五八劫”的劫难，即便他没有在1961年锒铛入狱，在劳改营苦熬15年，他的遭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50年后，当他以幸存者的身份，将自己经历的苦难一一记录下来时，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沉溺在自己的不幸之中，他以平实、生动而且丰满的文字叙述那段苦难，却没有被苦难本身所吞噬，而是清醒地审视、反省造成苦难的根由，特别重要的是他对人性的真实见证，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坏人，不是以简单的二元思维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他在黑暗时代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人性中的光亮和幽暗，他记忆中的犯人、看守都各有个性、各有品格，有血有肉，而不是脸谱化的。他把书名叫做《回眸一笑》，不是要解构苦难，把苦难化为欢笑，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种抽空真实苦难的态度截然不同，在这里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是沉重的，许多时候压得人几乎艰于呼吸，幸存者一方面并不因为自己的侥幸而回避苦难，另一方面也决不陷于苦难之中不能自拔，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回望苦难，直面苦难。更令人欣喜的他对于造成苦难的这个制度所达到的认识，这一点贯穿全书的始终，我相信，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在见证苦难的同时超越了苦难，完成了对黑暗时代的有力证词。 才华不凡的少年杨泽泉因为“五八劫”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打入社会底层，在铺天盖地的大饥荒面前，他因为伪造证明买点好吃的而被判刑10年，刑满之后不让回家，继续留在劳改队就业5年，从1961年到1976年，在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中，饥饿和死亡一直伴随着他的生命，如影随形。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回忆录就是关于饥饿和死亡的见证，为了免于被饿死的命运，他曾冒险逃出劳改队，逃跑的目的很简单，当时他已得了浮肿病，看着队里同伴的非正常死亡和不断送医院，他不能坐以待毙。死亡的威胁一旦解除，他对于抓回劳改队的结局并不畏惧。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想出卖劳动力混个肚子也几乎没有可能。这一点，他在入狱之前，早就和同伴卢啸风出三峡闯荡大半个中国时见识过了。顺着长江而下，武汉、九江、南京、上海，最后到西安，两个有力气的小伙子，想凭苦力吃饭都无门，只有失望地返回故乡成都，那是1960年的秋冬之交，饥荒开始席卷中国，等待他俩的就是牢狱。在看守所，为了能尽可能平均分配每顿吃的，犯人们显示出了惊人的智慧。在劳改队，为了可以吃的“进口货”，犯人有什么都愿意去换，乃至可以没了裤子光屁股回来，在不可抗拒的饥饿面前，什么羞耻之心都消失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不仅吃青蛙、老鼠、蛇，而且连蚯蚓、蟋蟀、蝗虫也敢吃，甚至是生吃，更不要说玉米、洋芋、花生的种子，哪怕是搅拌了粪便、桐油、有毒的六六粉，他们照样有办法吃下去。 对于写这本书，作者说得很清楚，“人活一世总该做一两樁有意义的事嘛。这些经历不写出来，不说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社会，也对不住自己……”他不仅是为自己，为同样的幸存者，也是为那些在黑暗时代丢了性命的人们，陈力、刘顺森、张锡锟、孙小娃……在15年的劳改岁月里，他目睹过太多的死亡，也目睹了许多风骨凛然的反抗，人性中最壮美的一面，有多位右派、反革命在监狱中的表现真的是可歌可泣—— 在成都看守所，他永远忘不了孙百鲁回荡在夜空中的那一声声尖厉的喊叫。孙本来是出版社的编辑，从“右派”到“反革命”，即使经常被斗、反铐，仍坚持不认罪。 他永远忘不了英俊彪悍的文廷才，在押解劳改农场前的那一声吼叫：“我们不拿出点颜色给他们看，我们以后就会活不出来！”这个朝鲜战场中过两弹的连长，也是从“右派”到“反革命”，一身傲骨，什么手铐、警绳都制服不了，把“反革命”当作荣誉称号。 邓晓竺本来是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1957年成了“右派”，后因因偷听敌台判刑8年，他在代表专政机器的狱警面前毫不畏惧，有胆有识。 陈力曾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共产党员，听说还做过将军梁兴初的私人英语老师，因为不满在重庆教书的父亲被划为“右派”，而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认道理，不服强权”，他常常公开顶撞掌握生杀大权的监狱长、看守，是全四川劳改队中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分子”，也是犯人心目中敬仰的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