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吴晗》 王宏志、闻立树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第一版 报载，北京师范大学日前举行了吴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纪念文集《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同时首发。然而，吴晗之所以被人纪念，其明史研究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应该还是他因明史研究而引来的弥天冤案。因而纪念他去世四十年，肯定比纪念他诞生一百周年，对于国人来讲意义要大得多。在《怀念吴晗》中，最令人关注与欷歔的也是“沉冤与昭雪”那一组文章。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大跃进中从下到上“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便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心领神会，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文章发表后，吴晗意犹未尽，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论述海瑞的论文，这就是当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论海瑞》。这篇论文起稿于庐山会议前，成文后却传来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德怀在会上刚直敢言之举，是否也受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号召覆水难收，就在会上强调：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庐山会议的消息，吴晗在待刊的《论海瑞》结尾，特地加了一段声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吴晗站在毛泽东一边指责彭德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还有一种隐忧，不希望人们把这篇文章与彭德怀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会议后发表的还有署名冯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与吴晗持同样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证毛泽东关于真假海瑞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 当年岁末，也许受到沪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马连良在北京也力邀吴晗为他写一台海瑞戏，用吴晗的话说，他自此就“和历史剧发生了深刻的关系”。1961年2月，《海瑞罢官》公演，叫好之声一片。连毛泽东也请马连良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频频颔首道：“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毛泽东还对他提到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把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可见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挂上钩。 那么，毛泽东究竟何时才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的呢？ 据江青在1968年《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准备批《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讲话虽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足见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这年，“七千人大会”刚开过，并对近年在所谓“反右倾”中被错误处分的绝大多数人甄别平反。已经不清楚江青对毛泽东建议的批《海瑞罢官》的具体理由，但肯定将其与纠正“反右倾”扩大化联系起来。不过，“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权威正处于低潮期，何况他一年前刚称赞过《海瑞罢官》，言犹在耳，自然不便马上对其进行批判。 另据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点，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话中也证实：“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罢官”，指责吴晗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更触动毛泽东的痛处。彭德怀问题，始终是他难以挥去的阴霾。据《彭德怀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召见彭德怀谈话，一方面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方面仍维护自己的正确性，认定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大约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也许听说了有关流言，问过吴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听了吴晗的辩白，周恩来让他去写个报告，把整个情况讲清楚。 197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与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参证：“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组织此文应在这年三四月间，则北京三次找人未果，应在1965年二三月间。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时决定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则与吴晗当时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传》密切相关。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43年。吴晗后来对这一版深致不满，他在1962年时承认：“1943年，我就写了《朱元璋传》。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强调明朝的特务统治，以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传》自序重复了类似的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