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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我以往碰到过不少。再如，我以为在明清之际陈子龙、夏完淳等人慷慨激昂的诗文集里，一定会有涉及《心史》的地方，但没有发现。做学问须尊重事实，没有就是没有。有的话，自然证明《心史》在当年的影响，也可说明吟咏和记述它的人是不以《心史》为伪的；但如果没有，却不能径说他没受《心史》的影响，更不能证明他就是否认《心史》为真。因为不见提及《心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应该分析研究；而且徐枋（及陈子龙、夏完淳等人）的诗文，也未必全都保存下来了。以前有一位与我“商榷”的论者，竟然以祁彪佳、钱谦益诗文中没有提及《心史》为由，振振有词地证明“井出《心史》之必无其事”，实在强横得可以。（何况祁、钱集子中其实涉及《心史》的记载很多，只是他看不懂或粗心未见而已。） 这次我重读《居易堂集》，却终于发现徐枋是常读《心史》并绝不怀疑其真的证据，亦是小小的一个收获也。在又一篇《题画芝》中，徐枋这样写道：“郑所南先生尝自题其兰云：‘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托兴湘纍，思深故国，虽数语，直与《离骚》同其哀怨。余每读而悲之。乙巳小春，偶画墨芝，捉笔黯然，以其时考之则可矣。”这里提到的郑思肖诗句，正是出于《心史·大义集》中的《墨兰》：“钟得至清气，精神欲照人。抱香怀古意，恋国忆前身。空色微开晓，晴光淡弄春。凄凉如怨望，今日有遗民。”须指出的是，存世历代画迹，从未见题有此诗的所南墨兰；历代文献中，亦从未见著录此画此诗的记载。且今见所南自题画诗，皆“其意深密”（陆行直语）、“险异诡特”（郑元祐语），与《心史》中诗之哀怨直露颇为不同。总不见得徐枋有一幅日常拜观的三四百年前的所南墨兰，而所有友人竟一无记述。因此，徐枋“每读而悲之”的，必是《心史》无疑。乙巳即康熙四年，徐枋四十四岁，那年小春有什么事使作者“捉笔黯然”，特地要读者“考之则可”？这个哑谜似乎还真值得探索一下，待考。 将徐枋比作郑思肖，将《居易堂集》比作《心史》，是大家公认的。当代史家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谈到《居易堂集》时，就说：“其所著文震孟、吴焕、华允诚、沈寿岳等人之墓志，则等于郑所南之《心史》也，读其文亦可以见其志矣。”华师大出版的《居易堂集》附录里辑录的有关清人投赠、题咏、悼念之作，也有很多这样评价的诗句和论述。而这样的诗文，我还能随手补充不少呢。如清初武进杨昌言在《梧冈集》中就有《寄祝徐俟斋先生》，多达六十四首（当是祝贺徐枋六十四岁生辰），其三云：“三吴名士数南州，镜里流光渐白头。案上诗编新甲子，井中书续旧春秋。闲云野鹤扶筇得，剩水残山泼墨收。纵有千金浑不顾，看囊那用一钱留！”诗甚佳。案上新编，就是刚问世的《居易堂集》；井中旧书，当然是指《心史》了。 清初江阴李崧《芥轩诗草》中的《赠戴南枝》一诗：“热血难消白发新，沧桑阅历几番尘。独书甲子依彭泽，老向乾坤哭富春。画里无人元隐士，井中有史宋遗民。一竿何处堪垂钓，流水桃花护旧津。”该诗所赠和所颂的是遗民戴易（戴氏亦山阴人），戴易亦徐枋好友。诗中“井中有史宋遗民”云云，也完全可以用来歌颂徐枋。而《清史稿·徐枋传》还记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徐枋）卒，以贫不能葬。一日，有高士从武林来吊，请任窀穸。其人亦贫，而特工篆隶，乃赁居郡中，鬻字以庀葬具，纸得百钱。积二年，乃克葬枋于青芝山下，而以羡归其家。语之曰：‘吾欲称贷富家，惧先生吐之，故劳吾腕，知先生所心许也。’葬毕即去，不言名氏。或有识之者，曰：‘此山阴戴易也！’”冰雪风节，故友真情，三百年后犹令人涕下！ 此书的编排，也是极有特色的，一反历来别集多将诗赋居首的编法，而以书及尺牍（即今之书信）冠之。这是颇有深意的。作者自述，盖此集中惟书为多，因其四十年束身土室，四方知交问讯辩论，一寓于书。而且，作者数十年来往书信，“俱不得已而应，非泛泛寒暄应酬之比”。其中谢绝当局者往还诸书，及答一二权贵论“出处之宜”诸书，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文字。由此看来，谢国桢特别重视其所撰墓志，还未必深得作者之心。因其碑版传志之文，固然如其所说“若违心从事，仅仅谀墓，则百无一焉”；但全书之精华，作者所最自许者，还在书及尺牍。 在我看来，《居易堂集》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是很高的，思想价值更不待说。集中论气节、辨出处诸书无论矣，即《诫子书》一篇，就令我百读而不厌。诫子该书汪洋恣肆，黄河千里，谆谆教诲，反复将万言。有人劝作者精简删节，他自信而风趣地回答：“子固习见鸡足之庳而欲截鹤胫也。”今人所编各种“家书集”“家训集”等，似均未能取镜于此，实是一大遗憾。 这部《居易堂集》属于《明代别集丛刊》系列，我一看该丛书将出的第一批书目，皆为明清之际气节之士之著。如熊开元的《熊鱼山文集》、姜如农的《敬亭集》、杨炤的《怀古堂诗选》、黄宗会的《缩斋诗文集》、王弘撰的《砥斋集》、顾苓的《塔影园集》等等，都是吸引我的书。我期待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