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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关注到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初次萌芽，却因汉武帝的抑商措施与盐铁酒收归国营而告夭折，使中国经济停滞约两千年或成长受到限制，其中虽于南宋及明代中叶再次萌芽，但均不旋踵而灭，其所以如此，是因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非经济制度影响政治制度。”（《中国经济史》，上册，第33页）侯先生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指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商品经济是否能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尚可讨论，但他指出这种“萌芽”受到了政治制度的扼杀却是千真万确的。换言之，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还在于政治制度。 中国的历史是统一与分裂，治与乱交替循环的历史。正如《三国演义》中所说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侯先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把中国经济史分为五个阶段：“一，第一次一元体制：郡县制度——秦汉时期；二，第一次多元体制：坞堡经济——始于后汉末期，迄于隋之统一；三，第二次一元体制：府兵制度——隋唐时期；四，第二次多元体制：区域经济——始于唐玄宗天宝之乱迄于元之统一。五，第三次一元体制：中央集权——元、明、清代。”（上册，第43页） 中国人有顽固的大一统思想，尽管秦始皇的暴政几乎无出其右者，但因为他实现了统一，赞扬者历代不绝。一般认为，统一时期社会安定，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称为“治”世，所以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清朝的康、雍、乾三代称为盛世，赞不绝口。在分裂时代，人民遭战乱之苦，猪狗不如。这种观点不能说全错，但至少有许多误解。侯先生指出，一元体制之下，实现了规模经济，可以降低转换成本、保障成本和交易成本，亦可修建全国性大型水利工程（如治理黄河）。但分裂时期放松了政府管制，促进了移民和落后地区的开发。 无论统一还是分裂，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都是君主一人专制的集权制度。统一是大专制，分裂是地区性专制。侯先生指出：“专制政治经常包含两种成分：一为中央集权，二为君主独裁。”（第135页）“集权”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国家越是统一，集权的程度越高。但集权并不一定专制，“真正构成专制要件的乃是君主个人的独裁”（第136页），集权加君主专制就成为最高级的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就是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王亚南先生把专制的官僚政治作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深入研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相当有见解的。（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