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家驹著 《中国经济史》（上、下） 新星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是欧洲特殊历史和制度环境的产物，并不是每一种文明都可以自发地形成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特意举出中国商品经济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例子。 布罗代尔关心的例子，也是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一个问题：中国曾经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什么这个萌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有论者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行，摧毁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换言之，如果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进入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的提出者曾经是权威，但现在怀疑这种权威观点的人越来越多。 中国商品经济的历史相当悠久而发达。但是否所有商品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值得商榷了。中国的商品经济在战国时代已经相当发达，经济史学家侯家驹教授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为“重商主义”时代。到鸦片战争之前“萌芽”了近两千年了，怎么还没成“树”（更别说“参天”了）？就从公认的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也有几百年了，怎么还是萌芽？马克思早就指出，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古老中华的大门打开之前，中国是有商品经济而无资本主义“萌芽”的，是外国的大炮给中国送来资本主义的种子，中国才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不过遗憾的是，这个萌芽始终也没有成长为参天大树。其原因则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环境不适于资本主义成长。 中国这块土地为什么不适于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呢？布罗代尔把市场分为两类：包括集市、店铺和小贩在内的低级市场，与包括交易会和交易场所在内的高级市场。产生资本主义的只能是后一类高级市场。中国的商品经济无论多发达，仍然居于低级市场，布罗代尔称为“毛细血管”的底狭层面，而高级市场的“动脉和静脉”则始终缺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基本的法律保障而使工商业者没有安全的地位；其二：权力体制始终强制性地将国民的经济活动压制在这种低级层面，不允许它略有向高层境界升华的可能。 布罗代尔对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制度的解释尽管颇有见地，也相当有启发，但他毕竟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要从更深层次上认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缺失，还要读一点系统的中国经济史。最近读了台湾学者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对中国不适于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才有了一点头绪。侯先生写的《中国经济史》和我读过的大陆学者写的同类著作有很大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他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写历史，而不是以史学家的身份来写历史。这样，他在结构安排、材料选取和分析立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使我们是在了解以经济为主线的历史而不是作为历史一部分的经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