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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学者穿越时空的对话 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40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8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学潮汹涌、民怨鼎沸，但在文化学术领域，却又是思潮激荡、呐喊起伏、学术大家辈出。中国社会学在此一时期，也呈现了难得的快速发展局面，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巅峰，并且迄今难以超越。这段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史，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发展中国化社会学所不能忽视的学术遗产。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因为我国院系调整，社会学与政治学、法学等其他学科一同被取消，学者们被分到其他高校、院系。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该学科才得以重新恢复、建立。这30年成了一个断裂层。 而李培林正是身处第三阶段的学者。写《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是他第一次如此系统地阅读中国社会学早期的著作。虽然编写《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是他花费力气最多的一部著作，但这项工作也让他乐此不疲，这部书是在编写中感到最快乐、最兴奋的书。“因为在编写过程中，我感到有机会与那么多的学术大家对话。搜寻到这些学术大家的每一本难觅的著作，都给我一种莫名的喜悦，就像是中彩或发现宝藏。” 在阅读中国社会学早期著作过程中，李培林发现学术文化的断裂，也给尔后的学术发展造成很大障碍。因为学术文化有断层，历史没有被延续下来，后来的学者对前人的研究知之甚少，使得后人在研究问题时没有以史为镜，没有充分了解曾被研究过的问题，没有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 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中比比皆是。不同的时代，同样的问题，被不同的人反复研究着。如针对人口问题、是否该节制生育，许仕廉曾指出，要讨论中国一切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必须从人口问题入手，而“人口问题的全体，非仅为人口多寡之问题……盖亦财富与优生之问题”；对于如何研究农村问题，杨开道曾强调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农村，使专家服务于农民、农民依靠专家，达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的目的。李培林说，有很多同样的问题，前人可能考虑得甚至比当今的学者更为全面、深入。 在与历史、前人穿越时空的对话中，李培林看到了两代学者不同之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多数均从国外留学回来，并充分了解当时的国际研究成果和水平。除此之外，他们较现代学者拥有更多的优势是，前人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对中国上千年的本土文化了然于胸。他们凭借深厚的文化功底，能通过历史文献，对中国社会状况分析得更为透彻、准确。其次，社会学是很注重实际调查的一门学科。那一代的学者是怀着一种激情，他们将社会调查当做一种信仰、一条人生道路、一种救国方法，他们认为采用“科学的方法”了解中国、认识自己的社会，尔后才是改进社会，拯救国家。 “我们和那代人不同的是，那代人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使命感更强烈。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救亡，能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对现实调查的感悟，我们当代的学者有时比上一代人有所欠缺，那一代学者在更多问题上的感悟更深切。”李培林说。 如果不知道学术的发展轨迹，不知道前人做过的研究，就意味着后人研究时可能重复前人的工作，唯有对学术发展的一个一个界碑很清楚，了解学术的发展轨迹，梳理出学术脉络，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远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