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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黯淡，我终于读完《陈寅恪与傅斯年》最后一页，插在书中倒数第三页左下角的陈寅恪先生之暮年肖像，在残照里更添沧桑。文字能够离开视线，忧伤却不能够被遏制，当年叱咤风云的学界大师们，虽然有通古博今、洞穿历史的本领，却不能够阻止时代变迁与社会动荡，不能够在战火硝烟中洞穿自己的命运，面对离乱之世，人类无一例外，都是渺小的弱者。 面窗而立，掩卷长思，飘渺在远处的青山隐于残霞，我叩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在暗中左右着人类的命运？又是什么指引着站在同一起点的人们走向不同的人生？这样复杂而没有定解的问题，恐怕用培根在《习惯论》中的见解也只能勉为不完全的注脚：“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陈寅恪先生的隐忍学者之风，决定其最终留在新中国并隐居岭南；傅斯年先生的霸气与主动，导致其最终归于国民党，并在台大校长的要务中以猝死了结华年；而生长在同一时代的其他厚学才俊，如王国维、胡适、周作人，周树人等与此二人的结局更是迥然不同，时代与天命的不可违，都浓缩在各自独特的性情之中，何滋全先生在序言《独为神州惜大儒》中追忆往昔，以九十八岁高龄仍有唏嘘之情肠，何老慧眼，对陈、傅二位大师亦有性格决定命运之叹：“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素，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 历史风云际会，时光回转于1926年7月8日，地处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内荷香阵阵，绿树荫荫，面容清癯、目光睿智、身着长衫的陈寅恪健步跨入清华园，这一步走得很漫长，漫长到要用生命中十六年的海外苦读作为代价，漫长到要以无数个以书充饥食不果腹的穷留学生夜晚作为前奏；这一步走得很艰难，艰难到要陈氏之世交国学元老梁启超动气动怒，才说服了校长曹云祥聘请陈为教授，幸好曹云祥是开明的，否则，这“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大师将会以何种情状出场？ 此时的傅斯年刚刚从德国柏林乘船穿越茫茫大海回国，按照计划应到北大任教，可是当时北大因学生运动开罪北洋军阀政府而被打压形同解体，北大灵魂人物蔡元培与胡适相继出走欧美，前途未卜的傅斯年在香港停留时被中山大学聘为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虽与清华失之交臂(陈寅恪正在积极为其运作入清华教学)，却并不影响其野心勃勃的开拓性人生。 陈、傅的合作与二人的辉煌相互叠加，始于两年后，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所下设历史、语言、考古三组，陈寅恪为历史组组长，在史语所成立短期内均有令学界瞩目的作为：8000麻袋15万斤的清宫内阁大库档案，几经辗转，逃过被当做故纸毁掉的命运，在陈寅恪与傅斯年的斡旋下购入史语所，从而留下珍贵的《明清史料》；考古学家李济主持的考古组则发现并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科学挖掘，得到大量珍贵的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等。 如果历史像平静的流水那样平稳发展，陈、傅的结局想必不会有如天地般巨大的差异，但是历史总是给世间留下不同的遗憾，日本入侵打碎了学术研究的辉煌，山河破碎，家国有难，安全与温饱都成了问题，做学问自然成了奢侈之事，很多研究在硝烟中搁浅，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南逃躲避战乱的过程中，走向不同方向。 坊间关于陈氏入清华前的史料单薄，因而诸多关于陈氏的传记多采取简单处理的省力方法，此书在二人的前半生里没有偷懒，作者从别处入手，尽可能多的以相关的书信、笔记、回忆文章等来铺陈二人的幼年生活及留学生涯，通过辅以与二人关系密切的师友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朱家骅、吴宓、顾颉刚、鲁迅等人来层层剥开错杂的历史事件，以多方面的文字还原两位学界巨子清晰、真实的轮廓，尤其开篇几章，作者不惜大量笔墨介绍陈、傅两家祖上及家学渊源，于我这等少文化的读者，通读难免有史料杂陈、罗嗦、无味之感，但是毕竟可以从二人不同的生活、教育环境为两位大师的不同天性做了侧面投影，只是，如若作者对这些历史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再梳理得清晰、简练些，当令普通读者更多些方便。 《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