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洛朗斯·塔玛涅 / 商务印书馆 / 2009年6月 / 60.0元  让·勒比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7年4月 / 33.00元 今天，我们基本能够认可这样的观念:同性恋，的的确确，不是一种疾病。这种认可总是被赋予社会进步、思想进步、文明进步的色彩。但是，新近出版的《欧洲同性恋史》，却向我们证明了:观念的革新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快；人们接受新鲜事物，有时候是迫于某种落伍的压力。 维多利亚时代 “它压根不存在” 稍微细心一点就能看出，书的全名应该是《欧洲同性恋史:柏林、伦敦、巴黎（1919—1939）》，这点必须提请读者注意:这是一本断代史，而不是通史。 之所以选这20年，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段是同性恋的黄金年代。而一战前，因为维多利亚朝的清教势力还很强大，同性恋受到社会各方的围剿。对王尔德的审判是一个典型事例:昆斯伯里侯爵在某俱乐部称王尔德为“鸡奸犯”，王尔德随即向法庭提出了毁谤名誉的诉讼。但最终的宣判却极富戏剧性:侯爵被判无罪，王尔德则因为“鸡奸”和“有伤风化”入狱2年。为避免丑闻（没错，当时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同性恋的）遭到模仿，议会紧接着通过了《风化案庭审记录发布条例》，禁止公布与此相关的庭审记录。一种有预谋的对同性恋的集体“静默”开始了，这相当于表明:同性恋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非道德的，它压根不存在。 上世纪20年代 “战壕里的友谊” 在作者看来，一战的开始打破了这种沉默。事情正在朝两个极端发展:一种是战争的残酷让人们默许了“战壕里的友谊”；另一种是由于受到奥伊伦贝格事件（德国同性恋者奥伊伦贝格被怀疑向法国人提供情报，对他的指控或诬陷引发了战前德国政坛的大震荡）的影响，同性恋与叛国者被画上等号，英国议员比林甚至发起了对同性恋者的圣战，据他称服务于德国情报部门的英国同性恋者有47000人。 “战壕里的友谊”在当时成为久盛不衰的文学主题，而后方“快乐的寡妇”则变成受人嘲弄、挖苦的对象，这说明一个事实:尽管人们的性观念已基本可以宽容战壕里的同性恋（也许仅仅因为他们即将成为炮灰），但却无法容忍为国捐躯者的妻子不替他守贞。掺杂进民族情感、国家、政治等因子，同性恋事实上早已超出了性爱范畴，它不再单单是伤不伤风化的问题。反战者认为它与暴力合谋，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它削弱了男子气概，使国民失去了共御外敌的勇气和雄心。 作者着重分析了德国、英国与法国的同性恋者，在面对镇压以及争取合法权益时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总体而言，德国人倾向于一种群体抵抗与斗争，他们致力于废除刑法第175条（对男性同性恋定罪与处罚的条款）。他们公认的领袖为医生、精神病学家、性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正是他带头发起了世界上第一个保卫同性恋权益的组织WhK。WhK的口号是“由科学而达到公正”，其办公室门口挂的标牌则写着“献给爱与痛”，希尔施费尔德自称组织“可以确切地称作革命的孩子”。 柏林成为全世界同性恋者的首都，希尔施费尔德的WhK以及性学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这其中包括纪德。希尔施费尔德极力向他们推销的，是他的“第三性”观点。1930年，他还来过中国做演讲。这个传奇人物不但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致力于科学研究同性恋的报刊《中间性别年鉴》，而且极力促成了第一部同性恋影片《与众不同》的拍摄。他不倦的斗争并未取得更多积极的成果，由于刑法第175条并未废除，许多人认为WhK的行动事实上失败了。 惩罚的故事 阉割或治疗 希特勒的上台让这种失败变成既定事实，他将同性恋者成批成批地送进集中营，并下令枪决党卫军中的所有同性恋分子。他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疾病，并尝试治愈他们，而治愈的办法非常“直率”:阉割。 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并不比德国好多少，只不过其表现没有希特勒德国那么“残酷”。纪德一直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同性恋的存在，但他温和的辩护并不能换来同样温和的回应，相反，舆论主张医生应该与立法者联合起来扑灭这“令人厌恶的变态”，临了不忘抛出早已过时的叛国论:“我们已经忘记了德国佬，我们还会忘记这些鸡奸者。” 总之，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相对宽容之后，对同性恋的态度和措辞更加严厉了———这种黑暗境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各种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时，它才又一次找到自己的土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