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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虽然德国在战后努力学习美国的民主经验，但两国之间仍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别。最大的差别是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差别，另一个差别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和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德国的宪法法院是一个更加专门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确保违宪审查制度、确保宪法的正常实施（事实上，德国各个州均设有宪法法院。州宪法法院同样可进行宪法审判，其职责在于确保州宪法的正确实施）。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审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是德国最受尊重的机构之一。今天，许多政治学家都认为，从原则上说，议会制比总统制更可取，1989年以后，许多中、东欧国家更愿意仿效德国的议会制模式，而不是美国的总统制模式，并不是偶然的。德、美两国间的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是联邦制，但是，由于政治角力和缺乏透明性，德国的联邦主义一直被视为受机能障碍所累。最近，德国的两个最大政党已经通过了改革的方案，要解决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伊拉克的宪法准备委员会对德国联邦特别感兴趣，当然同时也参考瑞士、英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联邦制度。 德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比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都坚定，是民众的立场呢，还是民众与知识分子的共识？德国知识分子在人权问题上是不是有什么分歧呢？ 米勒:人权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共识立场，就人权本身而言，意见是一致的。当然，有一些道德哲学的辩论。但这与过去德国知识分子或现在一些其他国家中的知识分子怀疑或否定人权是不同的。一个原因是，德国的国家和宗教分离不像在有些国家中那么明显，宗教辩论会强烈地渗透到公共领域中。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纳粹这段历史保有记忆，对反人权的问题更为敏感。再一个原因是，“9.11”事件以后，关于自由和安全的问题在西方国家中有许多辩论，在德国也是一样。德国知识分子是站在自由这一边的，宪法法院更是站在自由这一边。当然，这个辩论在许多方面并不准确。还需要追问，谁的安全？谁的自由？国家的安全措施并不对每一个人有同样的影响。 您在《另一个国度》中谈到了阿伦特在德国的影响。近几年阿伦特在中国被介绍、翻译，她的共和主义政治和公民政治观影响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阿伦特在德国有影响的原因又是什么？ 米勒:这二十年来，阿伦特受到很大关注。她无疑是二十世纪的一位重要政治思想家。她的许多“欧洲”式的、非分析哲学的思想在德国都容易被接受，这与在英、美的情况不同。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德国左翼知识分子希望两德统一后能够出现更好的公民共和、更直接的公民参与、更多民众自愿投入到公共领域中去。在我看来，这些希望都还有待实现。 您的两部著作《危险的心灵:施米特和战后欧洲思想》和《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已经翻译成中文，您有什么特别要对中国读者说的吗？ 米勒:将某一种历史经验和教训转换到另一种环境中去，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尽管如此，我想中国读者可能对我的两本书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兴趣。第一是《另一个国度》讨论的知识分子作用。知识分子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尤其在威权或极权国家向自由国家转化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现在回想起来，德国知识分子以前做过许多蠢事，说过许多蠢话。但是，正如我在书中所表明的，他们也发挥过民主公民的作用。知识分子向德国民众说明，当民主公民是怎么一回事，并希望尽量多的民众能够成为民主公民。知识分子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民主公民，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不妨逐渐减弱。 第二是在《危险的心灵》中讨论到的施米特与自由民主的关系。施米特的影响时间久（现在仍在持续）、情况复杂而充满矛盾，证明了反自由的力量可能会非常强大。有志于加强自由民主的人们，必须研究反自由的思想，并且特别需要对反自由思想所提出的自由民主政治问题有相应的解决方案。一个政治文化要摆脱威权主义的、反自由的政体，就特别不能小看反自由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反自由的思想工具可以用来建设自由民主，这是可以做到的，施米特就是一个例子。1945年以后德国取得民主和宪政的成就，并不是由于全面引进英美民主理论，而是由于采纳和改造了德国自己的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