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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1960年代初，不只是1968年，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人就已经开始对纳粹和极权国家进行更为批判性的思考。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深入认识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此后，德国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极端反道德性有了新的认识，不可能再把它简单地当作二战中的一个事件。能够有这样的发展，在时间上拉开了距离是一个原因。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这一改变。 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国度》中所讨论的，德国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民主公民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诚实地对待历史，在德国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德国政治文化官方立场的一部分。由于民间和官方能够一致诚实对待历史，时间越久，集体记忆也就越得到加强。 当然，我们无法预估将来的发展，我自己的感觉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曾是德国集体记忆的高潮期，因为德国必须面对一些与记忆有关的重大问题，如官方对历史的立场中应当如何反映社会共识、应当修建和不应当修建什么样的公共纪念建筑、德国的历史应当与它在现今世界中的新角色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我不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批判性思考会被逆转，我也不认为将来一代代的年轻人会彻底脱离这种主流记忆文化。这种记忆文化是健康的。德国人当然不需要对世界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如何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但是，有的国家确实存在着记忆文化匮缺的问题，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在缺乏记忆文化的国家里，政治文化明显地朝不自由的方向发展。 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德国纳粹时期所留下的日记《我会作见证》（I Will Bear Witness），令一些中国读者想起了《顾准日记》。克莱普勒和顾准都曾经是“罪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右派分子”。他们都留下了罪人日记，一个是为了要“作见证”，另一个则就是“记日记”。然而，一切幸存的“罪人日记”都有见证的意义，顾准日记也是一样。能否谈谈您对克莱普勒日记的看法？ 米勒:非常震撼。许多对纳粹极权社会有所了解的人，读到这部第一手材料的日记，更了解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屈辱和越演越烈的歧视虐待、死亡威胁，也有新的感受。这些日记还间接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一去不返的德国布尔乔亚世界，许多1945年后出生的德国人对那个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世界已经不了解了。 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在《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the Holocaust,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一书中解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采用的是一种“国民性”或“国民文化”分析模式。德国的国民性是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反犹主义”）形成的，既然德国国民性是所有德国人的国民性，那么某些德国人因国民性犯下的罪过便成为所有德国人的集体罪过。为了突出“国民性”的绝对重要作用，戈德哈根明确排斥其他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经济处境、国家制度、人的一般社会联系和心理特征，等等。这部历史著作您怎么看呢？ 米勒:历史学家们对这本书批评得很厉害。许多普通公众，尤其是青年人却很喜欢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很难弄清楚戈德哈根的年轻读者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本书。但我想，他们也许从戈德哈根的书中找到这样一个他们自己想要的说法，那就是，1945年以后的德国变好了。我认为，戈德哈根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战时和屠杀犹太人中普通人的行为，而不仅仅关注政权制度结构或者某某主义，这是有益的，也因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在戈德哈根之前，其他历史学家也作过这样的研究，如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与布朗宁的研究相比，哥德哈根的研究方法和取向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德国的宪政民主是在战后形成的，这样的宪政民主与美国相对悠久稳定的宪政民主之间有一些什么差异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