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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驱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深刻变化，必然出现转型升级带来的不适应，美国人———特别是政企学各界并没有足够时间来审视所发生过的变化，还未做好准备来适应节奏已经大不同的20世纪。“事后诸葛”固然容易，却未必能说清楚大萧条的本质。 □书评人小巴 1919—1920衰退：大萧条预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曾经让美国人无所适从。大量军人复员、各种战时机构解散，由此引起的失业问题，虽因战争繁荣的滞后效应推迟了显露时间，却带来了一场在程度上并不亚于后来1929年大萧条的衰退。1919年企业倒闭6451家，到1920年这一数字增加了3倍以上，在两年间，失业率更是从2.3%增长到惊人的11.9%。 很多经济学家并未注意到这场短期而猛烈的衰退，也未曾注意此次危机与日后大萧条的关系。张维迎教授称，只有米塞斯和哈耶克预料到了1929年的大萧条，这当然是不对的。在那个著名的“黑色星期四”（1929年10月24日）之前4个月，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师华塞斯特就在美国国家社会工作会议上指出，“美国的繁荣只是对24%的人而言，这部分人拥有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受一战战后短暂萧条的影响，美国内陆各州、农业部门、中小工商企业、煤矿业、纺织业、造船业等方面被排除在所谓的“永恒的繁荣”之外。 不平衡已经深刻体现在当时美国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真正支撑起1922—1929年美国经济繁荣局面的主要来源是房地产业和汽车行业的勃兴，以及华尔街的股市泡沫。1925年夏天，当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生意达到顶峰时，迈阿密的《每日新闻报》曾出现一期报纸附有504页房产广告的记录。 1920黄金时代：大肆挥霍的泥淖 大萧条前的消费者行为，常被人们忽视。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装配线流水作业大批量生产汽车等大宗消费品，廉价出售成为可能；报纸广告、收音机和无线广播的广泛使用、电影对“及时行乐”的诱导，彻底打破了美国恐惧高消费的传统观念。信贷消费被广泛运用到消费领域，这也使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滑入了大肆挥霍的泥淖。 20年代，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对信贷消费这种新事物缺乏深入认识，自由放任的主流观念又驱动他们将非理性的超前消费视为经济波动的正常反应，而忽视了金融稳定、商品零售生产、市场及库存的影响。众口缄默的最惨痛后果，当然是人们丢失了对未来的理性预期。罗斯巴德在反思1929年大萧条的名著《美国大崩溃》中，也轻描淡写地说，“分期付款信贷不比其他的信贷更会招致通货膨胀”，理由是其危害“比商业贷款小得多”。罗斯巴德强调商业信贷的扩张会刺激生产领域的过度投资从而传递错误信息，却认定超前消费不会造成繁荣—衰退的周期，这显然是对信贷消费的偏袒。 胡佛政府：无奈的干预 一边是不平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一边是虚火极旺的“新兴产业”、信贷消费和投资市场，显著地破坏了经济活动的供求平衡性，而这些都源于这期间美国哈定—柯立芝—胡佛三任政府笃信的“自由放任”。我们不应忽略，当时美国社会保障体制相比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严重滞后的，这加剧了失业等社会问题的恶化，减弱了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 胡佛政府在大萧条后采取的干预政策，仍然基于这位总统根深蒂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基础，各种干预举措都是迫于形势而作出的，假使胡佛放弃干预，不仅在美国的选民政治中行不通，而且也会激化政治和社会矛盾乃至革命，这种结局，金融家和投资客未必乐意见到。《美国大萧条》以嘲弄的笔调，回避了胡佛在大萧条进程中采用直接干预的审慎判断，勾勒出一个志大才疏、狂妄无知的美国前总统形象。这种做法也被用于20年代执行放任政策的美国财长梅隆，罗斯巴德每当提到梅隆反对政府干预行为时，总是褒奖有加，而一旦梅隆成了柯立芝或胡佛管制经济的“帮凶”时，面目顿时丑恶。罗斯巴德的这一态度，有违一个经济学家的审慎与客观。 笔者认同《经济衰退的历史答案》一书对胡佛作出的评价，“胡佛在面对萧条时既非无能也非无力，更多的也许可以说是无奈”，“在大繁荣的年代早已习惯了任经济自由运转的美国人，坚持着经济发展的宿命论”，而胡佛“所有干预的目的都只是为了恢复到过去的状态，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是这个时代所赋予胡佛的一种局限”。 罗斯巴德提出的“在一个纯粹自由而没有干预的市场中，是不会出现一连串错误的，因为训练有素的企业家不可能同时作出错误的判断”，显然无法解释20年代的美国“造成”繁荣的主力军房地产业、汽车业和新型非耐用消费品行业的非理性崛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