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安德鲁·戈登 著/李朝津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8.0/平装 假如说把日本这个国家看作一个可解读的繁复的文本，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国家存在本身并不产生任何意义，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叙述和话语建构，这个文本才能产生意义。美国学者安德鲁·戈登的《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读日本的历史文本。假如我们就这本书的产生和存在继续追问会有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在序文中所提到的：一个美国历史学者撰写的日本史对中国读者有什么意义呢？作为历史学家的戈登说我们有责任思考和了解彼此的历史，而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也许仅仅把它看作了中国自我的一个镜像，通过日本的历史经验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也能返观自身。 除了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之国，中国与日本还有一个共同的亚洲民族国家的身份，近代史以来的被殖民经历又让他们多了许多的历史共同点和共有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要挣脱西方的魔爪，通过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同时还不得不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文明来达到目标；一方面争取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衡量自我的标准，努力达到与西方国家的同质性，但同时还担心失去自我的民族特性。戈登在这本通俗易懂的历史教科式的著作中梳理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之路，力图清晰而准确的把握日本历史的发展中的矛盾和纠结。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并非是现代意识觉醒之后才提出的，早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日本人努力不懈的变革，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日本人大力兴建铁路，采用欧式宪法，与欧洲一模一样，那我们日本人还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如果有，则又是什么？”民族国家身份的建构和认同霎时间成为了衡量日本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样的疑问的产生已经超越当时历史语境的局限，对介入当下的意义更为迫切。戈登在书中把这段日本历史研究的时限划分为从明治维新到新世纪的2000年，介入和警醒当下的意味已经非常明显。在这里，作为历史叙述的对象，民族本身并不被视为历史的产物；相反，某种意义上历史倒成了民族揭示自身的一种媒介。换句话说，历史只有涉及当下和现实才具有迫切的意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现实和历史也具有了交织的可能性。 强调民族身份或者说强调日本历史发展中“日本性”并非就是要在日本和西方之间设立一个不可化约的两极化的对立，逃避“现代性”。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代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他们从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大大受益，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但它依然保留了许多的传统的民族精神。日本帝国大学的小中村教授谈到日本民族中不变的部分时曾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性格、习俗和其他东西。这类事物并不变化……一个国家的精神也不能被改变。这种不变的东西就是把我们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一个国家也只有具备了这种不变的特性，具备了“日本性”才可能获得“现代性”。因此阐发本土的民族身份并不是一个揭示真实民族自我的内部的过程，而是一个跨民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挑选本土和外部文化元素，通过与民族内外的其他群体作对照性的思考，才能赋予这些元素以特定的民族身份的内涵和意义。但正是在这里，从“日本性”到“现代性”的过程中，颇有讽刺意味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二百多年来，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在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这一背景下经历的民族国家的革命和复兴，为了使这一经历具有意义，他们都选择了最能代表他们民族独特性的东西作为他们独一无二的国家的象征，但这种选择本身就在普遍意识形态制造的全球化背景下选择的：我们力图保持的民族独特性和多样性，原来也是普遍的。全球化的吊诡之处尽览无余。 戈登在书中曾告诫我们说，承认日本现代史种种独特性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希望学者和研究者不要用此一家、与众不同甚至异国情调的眼光看待日本历史，“这种错觉的存在，部分原因是日本人孜孜不倦地要界定何谓‘日本性’”。尤其对阅读这本书的中国读者来说，“日本性”固然新奇，但日本的“现代性”才是我们学习和返观自我的一个引人深思的镜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