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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深受黑恶帮派势力危害，通过向政府、向公安等正当渠道申诉，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无法保护人身安全，只好“逼上梁山”，效仿黑恶帮派成立了“杀猪协会”、“运输协会”、“姨妈会”等民间地下组织，采取“以黑制黑”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瓮安社会治安陷入恶性循环。 这些民间地下组织最初是出于互帮互助的目的成立，但发展过程中逐步被黑恶势力利用，有的黑恶势力以团体成员身份加入民间组织，在维护团伙利益、扩充团伙势力的过程中，其组织、观念、行为手段等，逐渐向黑恶帮派性质发展。 玉山镇的“杀猪协会”就是典型例子。这个“协会”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其成员采取威胁等手段，统一收购、宰杀、出售生猪，不准经营户以低于“协会”定价出售猪肉，不准政府建立生猪集中屠宰点，导致玉山镇杀猪费用高出正常价格6至10倍，每斤猪肉价格比县城还高1至2元，老百姓怨声载道。 《望东方周刊》：根据你的调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瓮安黑社会横行？ 刘子富：第一，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结构性缺陷，为黑恶势力留下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比如玉山镇，众多矿主为获得相对稳定的开发和发展空间，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与巧取豪夺的“玉山帮”达成协议，宁愿吃哑巴亏，也不愿向政府投诉。而一些乡镇干部坐享财政收入之利，甚至为装满个人腰包，对黑恶势力睁只眼、闭只眼。在一些乡镇，矿产资源开发的秩序和规则，实际由黑帮所掌控，政府有名无实。 第二，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出了偏差。一些帮派组织的“黑老大”、骨干成员，居然戴上了“红帽子”，有的黑恶势力居然在党政干部中有“代言人”，有的警察居然能使唤黑帮成员为其效力。玉山镇一些党政干部稀里糊涂地将黑帮头目扶持为党员、村干部，相关地方的党委、政府、公安对此则麻木不仁。 第三，打击不力。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政法机关，长期高调打击，却如进站火车---“吼得凶，跑得慢”。有的甚至“睁只眼，闭只眼”。 学生为何冲在第一线 “6·28”事件中，直接参与打砸抢烧的共有300多人，其中学生、教师110多人，占参与打砸抢烧总人数的比重高达36.6%。在现场，甚至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姑娘打警察，把矿泉水撒在警察身上。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学生会冲在第一线，是出于仇视吗？ 刘子富：八九岁的小姑娘，你说她仇视警察，这不大说得过去。我采访的一些参与打砸的中学生，多是出于“义愤”，想“打抱不平”以及凑热闹的性质。但是这背后仍然暴露了很深的社会的和教育体制的问题。 瓮安县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全县47万人口，外出打工人员达11万之众，留守儿童达3万多人。留守少年数量大，家庭温暖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产生孤独感，自卑感，容易偏激、走极端，这已经成为瓮安乃至当今中国西部农村的普遍社会问题。 死者李树芬所在瓮安三中校长周遗贵告诉我，参与“6·28”事件的学生，多是家庭不大管的孩子，多是寄读生。全校3000多学生，其中有400多人来自单亲家庭，比重高达13.3%。 家庭温暖的缺失使不少青少年走向歧途。“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6·28”事件发生前，这首民谣在瓮安县中小学中广为流传，当地黑社会对校园的渗透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