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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陆侃如 文学批评史:罗根泽 法律史学:杨鸿烈 上述诸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均为一时之选。不过，这种归纳实际尚不足以彰显其人学问的广大，即以出版了二十四卷本“全集”的姜亮夫而论，他在《自传》中声言，“我是个兴趣广博的人，对中国的学术，我几乎都要尝尝味道”。传末附录的著作简目，因此傲然分为“史学之属”、“语言之属”、“楚辞之属”、“敦煌学之属”与“汇辑之属”五类，大大超出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为其定义的“语言学家”一隅。 在上列诸家之外，本编另外补充的程憬、赵邦彦、王竞（啸苏）、冯德清（永轩）、冯国瑞、黄绶、蒋天枢、储皖峰、裴占荣各位，也大抵都以治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尽管著述多少不等，其中仍不乏传世之作。即便未能找到传记资料的毕业生，其著作也仍有一印再印、沾溉学界者。如杨筠如之《尚书覈诂》，便先有王国维、后有李学勤作序，1934年初版本问世后，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59与2005年两度排版印行。 恰如陈平原在一篇副题为“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文中所说: 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现代中国》6辑，2005年12月） 也即是说，清华国学院的耀眼光辉，正是由四大导师与毕业同学的辉煌成果合力构成。而若将其真正落实，具体呈现这一师生间的薪火相传，在我看来，最佳且易于操作的方式，便是将弟子辈的学术传记汇为一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发现，正提供了合适的机缘。 我所持的选录标准，首重自传，其次为同学撰作，再次乃是出自学生或朋友之手的评传，以下依次为研究者考论及家属忆述。如此分别的理由是，在自述或同学撰记中，清华学术传承的脉络会更为凸显与清晰。目前搜集到的三十五人传记资料（上举余永梁除外），恰占全部毕业生的一半，作为本编的主体，列为辑一。 辑二则着意从学生的角度追忆校园生活。其中蓝文徵与姜亮夫二文，属于较为全面的记述；黎东方虽非国学院研究生，但其从大学部学生的视角观察“四大导师”，也自有难得的鲜活可爱处。余下四篇，各选一得意弟子，回顾四位导师的学术生涯及亲承謦欬的经历，既可如实展示学脉的延续，也可使师长们在本编有集中亮相的机会。 辑三即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的原本影印。但因吴其昌1927年初夏编制此册时，仅有两届学生入学，故本辑末后又收录了自1937年版《清华同学录》截取的国学研究所四届毕业生名录。需要说明的是，吴本《同学录》的排名次序颇有讲究，乃是根据当年的录取名次而来。本编各传即以此为准，分别先后。1927与1928两届学生的序列，亦参照其时的录取名单确定。 编辑此书的过程，对于本人也是一次美好的、值得不断回味的记忆。发生在清华国学院师生之间的那份温厚情谊，尽管人事代谢，生死存亡，八十多年来却始终不曾断绝。如前述以甲等第一名最优成绩毕业的杨筠如，即是因1926年完成的《尚书覈诂》初稿而得到导师王国维的高度赞赏，誉为“文约义尽”，“不愧作者”；随着其处女作的不断再版，这份期许也已流衍为令人歆羡的佳话。我还看过198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的王力著《中国古文法》，那是他1927年提交的毕业论文，卷首有梁启超“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的评语，文中多处也留下了梁与赵元任两位先生的眉批，而赵批中“言有易，言无难”，更成为王力终身治学的座右铭。此外，未见于本编的汪吟龙，于1934年出版了《文中子考信录》，那也是他1926年离校前写成的论著，导师梁启超简短的批语作为跋文，也恭敬地移录卷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