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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颔（1920.11—）号作庐，山西介休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钱币学家、书法家，以整理、释读并出版《侯马盟书》闻名学界。《古币文编》亦是经典之作。治学之余寄情诗文书法，有《作庐韵语》《着墨周秦》《作庐风华》刊行。2012年被授予“文博大家”的荣誉称号。 2015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0周年。提及侯马盟书，大家自然会想起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 仁者寿。老人家在甲午年的10月过了95岁生日，学生们在太原低调地举办了一个名为“作庐风华——张颔学术艺文展”的展览，展示了先生各时期的手稿、书画作品以及他与考古界、书画界、天文界等著名学者的书信往来。尽管一再强调低调，学者冯其庸先生还是题写了展览名，我国考古学界泰斗、93岁的宿白教授亲自寄语道贺。 宿白先生在贺语中说，20世纪古代实物资料大量出土，考古学与文字学蓬勃发展，大家辈出。张颔先生笃志斯学，成果丰硕，以《侯马盟书》《古币文编》等著述享誉学林。同时称赞张颔先生“为人朴实平易，为学严谨精审。道德文章为学界所景仰。”宿白先生并且特意提到张颔治学之余寄情艺文，才思斐然，“其作意与古会，别具佳致。”这样的评价已是极高的了。 1965年冬天，侯马电厂基建现场挖出大量带有古代朱书的石简、玉块、玉片。当时张颔正在山西原平出差，得到消息后凭着特殊的敏感，请了7天假赶赴侯马。这些石简、玉块、玉片上的朱书，字体细小，笔迹漫漶，需要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但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无人能解。张颔花了三天时间，考释出一大半的文字，认定这是很重要的东西，似乎与祭祀有关。他写了一篇《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托人带到北京。文章被郭沫若先生看到，郭老断定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随即写了一篇《侯马盟书试探》，与张颔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66年《文物》杂志第二期。 张颔豁然开朗，非常认同郭老的判断，准备沿着盟书的思路考释下去，可惜“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张颔本人被关进牛棚，每天打扫厕所，一干就是多年。考古所长，司职厕所卫生，若干年后他重履考古所旧职，人们笑称他是“老所长”。 1973年8月下旬，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干预下，张颔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对侯马盟书的考释。张颔把自己锁在考古所的一间陋室，每天埋头苦干十多个小时。经过一年的努力，朱书全部辨认完毕。出版部门相当重视，由张颔主笔的《侯马盟书》很快于1976年出版。这本巨著重达3.5公斤，是融汇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研究而集大成的一部学术巨著，被公认为是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堪称典范之作。 侯马盟书是首次成批发现春秋晚期晋人的手书文字，其内容和体例前所未知，盟书研究在当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所以张颔的研究是富于开创性的。他辨认了几千件盟书残片上的所有文字，确定主盟人为赵简子，又名赵鞅，乃春秋末期晋国的正卿；盟辞主要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反映的历史事件，则是在一场激烈政争中，赵鞅胁迫族人共同盟誓，对其永远效忠。张颔指出，正是这场政争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那一年张颔已经56岁。上世纪20年代，张颔应时而生。他未生失怙，9岁失恃，受尽苦难。因家境贫寒，他仅读完了高小。他从事考古、古文字研究纯属“半路出家”。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张颔调任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就清楚地认识到，要胜任这一工作，仅靠青少年时期因为志趣和爱好学到的一点文史知识是完全不够的，于是立下三年不当外行的“军令状”，横下心来从头学起，终于成功地迈进了考古的大门，并成为文博大家。 张颔常说：“著书容易立说难。”他写文章不是想着反驳别人，而是考虑怎样成一家之言。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论证如过关斩将、步步为营，又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后得出的结论铁证如山、不可动摇。早在1962年4月，张颔发表了论文《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中用大量文献、出土铭文证明器主“于”为“州于”之单称，该器为吴王僚之器，并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容庚在《鸟书考》引用其论点，将该器列为吴国四器之首。因为这篇论文，他与容庚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张颔很喜欢一首宋代题壁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他说，一堆茅草，看起来一堆，点着了火势也不小，但“轰”的一下就着完了；榾柮就是树根，虽其貌不扬，烧起来也没有明火，但耐久性强。做人、做学问要实实在在，不要昙花一现，别看慢腾腾，可是暖烘烘。张颔常提到的有“三功夫”——死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所谓死功夫，就是“背的功夫”。张颔博闻强记，经史典籍、诗词小说，甚至连一些民谣谚语都能熟读成诵，随口背出。1978年11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讲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对于古代筮法参会代表多数不甚明了，当时，张政烺手头没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让人听懂信服。张颔说自己研究过筮法，他先背了一段古文，看大家还不明白，便用粉笔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内容写了出来：“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边写一边给大家讲，为张政烺的论点作了补充说明。后来，张政烺多次对别人说：“做学问就要像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 为研究古籍中的天文学问题，张颔多少年都晚睡早起观察星象，用他的话说就是“读天章”。他曾自拟联语“身在囹圄，放眼宇宙”和“勒字于金，著文于石；星辰在掌，易象在胸”，这是先生真实的生活写照。张颔先生还自制了许多研究仪器和模型，如“旋栻”“授时塔”等。他还运用天文学知识很好地解决了考古学中的相关问题，如《侯马盟书历朔考》《匏形壶与“匏瓜”星》等。1974年4月14日，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在致张颔的信中说：“今年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春节前后您在日面上观测到的现象，确是黑子。这几天只有云南天文台和北京天文馆有观察记录，您就是第三家了，实属难能可贵！有些观察资料可补两台之不足。” “留意处处皆学问。”张颔学养深厚、达观睿智、热爱生活，能随时随处捕捉到学问和乐趣。诗词、书法、国画、篆刻对他来说虽为余事，但均能表现出文人的雅趣和性情。他以古文字入书法，书法自有一种遒劲之风，雄迈之美。尤其是他的篆书炉火纯青，铁画银钩、直追秦汉。2004年秋天西泠印社特邀张颔加盟，这也是山西有史以来第一人。 日本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松丸道雄曾在庆贺张颔八十华诞的贺信中写道：“先生的令名立刻以代表中国古文字学界的研究者闻名到我国，受到日本古文字学者的注目，普遍著称于我国的学术界。其研究范围以商周青铜器铭文为首，涉及到泉币文字、玺印、镜铭、朱文盟书等许多方面，可谓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资料全领域。环视斯学，几乎无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 然而，张颔老一生淡泊成性，大隐于市。他最信奉《周易》的“谦”卦，经常言及此卦《彖传》之辞：“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除了在央视《大家》栏目做过一回客，张颔平常很少出镜。先生颇富自嘲精神，他自道云：“爱写毛笔字，喜翻线装书”“深知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 现在张颔老可以安然享受天伦之乐了。每天早晨他还是会向孩子们要酒喝。他爱的是花雕，孩子们怕他贪酒，经常拿可乐或者板蓝根来滥竽充数，大多数时老人会宽容地装作不知道。每年冬至张颔老都会自己制作一个“九九消寒图”挂在墙壁上，“上点天阴下点晴，左风右雨雪中心。点画图中墨黑黑，自然门外草青青。”家人说，老人家喜欢看冬尽春来。 他曾与人逗乐：“我要是回到几千年前，回到晋国，也照样有活干有饭吃，因为我懂得他们的话，认识他们的字，熟悉他们的风俗与历史。”这种自信，几人能及？（高智贺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