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太祖实录》煞有介事地写道，胡惟庸登门拜访李善长，屏退左右，密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胡惟庸欣然告辞，派遣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派遣元朝旧臣封绩带信给北元政权，“请兵为外应”。 一场子虚乌有的“逆谋”——“通倭”、“通虏”的反叛阴谋，如此这般虚构成功，人们再一次领教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成语的精髓。 罪状罗织完成，朱元璋发话了:“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你李善长既是开国元勋，又是皇亲国戚（儿女亲家），知道胡惟庸的“逆谋”，居然不揭发，不报告，狐疑观望，首鼠两端，如此大逆不道，理应满门抄斩。很快，圣旨下达:处死李善长及其妻女弟侄。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被杀，只有长子李祺因为有其妻临安公主（朱元璋之女）庇佑，而幸免于难，他们的儿子李芳、李茂也因此逃过一劫。 受此案株连，同时被杀的功臣还有: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唯一的定罪根据，就是陆仲亨的家奴告发，说陆仲亨勾结唐胜宗、费聚、赵庸等侯爵，“与胡惟庸共谋不轨”。《明史·陆仲亨传》的这种说法，显然出自官方文件《昭示奸党录》。 毫无疑问这是一桩冤案。一年后，郎中王国用向皇帝递交《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鸣冤。这份状子其实是才子解缙起草的，以雄辩的事实反驳“串通胡惟庸谋反”的诬陷不实之词。大意是说: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功臣，假使帮助胡惟庸成事，也不过是第一功臣。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何苦如此！李善长一向“子事陛下”，“托骨肉，无纤芥之嫌”，“未有平居晏然，都无形迹，而忽起此谋者”。说得朱元璋哑口无言，默认是枉杀。 当时的宣传，一律按照《昭示奸党录》这样的官方文件为准绳，真相究竟如何，明朝人也感到扑朔迷离。不过对于此案持怀疑态度者也不乏其人，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的说法表示怀疑；谈迁的《国榷》明确说:“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不过是怀疑而已，没有展开论证。吴晗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广泛发掘史料，考证辨析，才使真相大白。他的结论是:第一，“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勋臣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第二，“李善长之被株连，其冤抑在当时解缙所代草之王国用疏辨之甚明”。 既然胡惟庸并无“谋反”动机与行动，那么李善长等人串通胡惟庸“谋反”，便成为无稽之谈。 朱元璋真是煞费苦心，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威胁，又要避免言而无信之讥。在所有的“免死铁券”中，都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预先埋下一个钉子: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死。有了这一条，后来大杀功臣就谈不上言而无信了。 被朱元璋誉为“大功臣”的徐达，是否可以“免死”呢？也未必。 徐达南征北战，立下丰功伟绩，但从不居功自傲，恪守为臣之道。朱元璋经常设宴款待，以“布衣兄弟”相称，徐达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愈加恭慎。朱元璋多次对他说:徐兄功劳大，至今还没有安定的居所，想把自己的吴王旧邸送上。徐达再三推辞。有一天，朱元璋邀请徐达在吴王旧邸饮酒，乘他酒醉，命人把他抬到吴王寝宫就寝。徐达醒后大惊失色，跑到阶下叩头，连呼死罪。朱元璋大为喜悦，随即吩咐有关部门在吴王旧邸前为他建造甲第，并且在牌坊上题写“大功”二字。胡惟庸出任左丞相，想结好于徐达，徐达鄙薄其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设计陷害，贿赂徐府门房福寿，指使他诬告主人。福寿不为所动，向徐达如实禀报，使得胡惟庸的卑劣伎俩未能得逞。因此徐达时时向皇帝提醒，胡惟庸此人不可重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