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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的见解是高明的。一方面，从大局考虑，不撤换李善长，有利于政局稳定；另一方面，他已经萌生退意，仿效张良，急流勇退，不想卷入权力漩涡，招来杀身之祸。这位再世孔明，果然有先见之明，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受到重用，也先后被朱元璋处死。刘基如果出任丞相，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胡惟庸其实是一个宵小之徒，由于李善长的提拔，才步步高升；也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才被朱元璋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此人逢迎有术，深得皇上宠幸，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明史·胡惟庸传》写道:“帝以（胡）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甚。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活脱脱一副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嘴脸。他自以为有皇上宠幸，有李善长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可以为所欲为。 胡惟庸居然把持政府多年，官员的生杀升降，不请示皇帝，自作主张；中央和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奏折，必须先经过他审阅，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一律扣押。朱元璋用人多疑，在任命胡惟庸为左丞相的同时，重新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利用他和李善长的矛盾，充当耳目，监视胡惟庸。因此，他对于胡惟庸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这位权势欲极强的皇帝，绝对不能容忍大权旁落。 洪武十三年，他突然宣布处死胡惟庸，罪名是“擅权植党”。胡惟庸的死，是咎由自取，无可非议。问题在于，皇帝要除掉的并非一个人，而是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胡党”——“胡惟庸党”。当时株连被杀的就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以后陆续株连被杀的“僚属党羽”及其家属，据说有一万五千多人。 皇帝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陈宁、涂节之类，而是李善长这样的开国元勋。这种心态被敏感的官员察觉，立即投其所好，纷纷请求株连李善长、陆仲亨等人。奇怪的是，皇帝没有同意，说道:我起兵时，李善长来投奔，当时我二十七岁，善长四十一岁，他的建言大多符合我的意思。陆仲亨当时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跟随我出来打天下。这些人都是我初起时的股肱心腹，不忍心杀他们。 这是实情掩盖下的谎话。并非“不忍心”，而是不能下手。因为已经给李善长、陆仲亨等人颁赐了“免死铁券”，上面写了:“除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字样，仅仅是“擅权植党”是不能处死的。因此必须把“胡惟庸党案”的罪状逐步升级，罗织“谋逆”（即谋反）罪，才可以把拥有“免死铁券”的开国元勋置于死地。 果然，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党案逐步升级为“谋逆”，并且牵连到李善长等人。朱元璋振振有词地说:“满朝都是胡党”,必须彻底肃清，并且用《昭示奸党录》这样的正式文件公布于天下。现在人们看到的有关这一案件的记载，无论《明太祖实录》还是《明史》，其源盖出于此。 确定李善长串通胡惟庸谋反的“罪证”有两条。其一是他的弟弟、胡惟庸的岳父李存义的供词，其二是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的告发。《明太祖实录》与《明史·李善长传》所说大致相同，其情节之栩栩如生犹如小说。 ——《明史·李善长传》很少细节描写，唯独这一情节大肆渲染:“惟庸家因言存义等往时交通惟庸状，命逮存义父子，鞫之。词连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叱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久之，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尔等自为之。’或又告善长云: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于是，御史交章弹劾。善长奴卢仲谦等，亦告善长与惟庸通赂遗，交私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