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了一学期日本文学，想想，必须给学生放一部片子：《华之乱》。片子很长，时间少，为了放它，颇费了些脑筋。为什么偏要放它？因为它描述的是作家。这是极其关键的，比文本还关键。写作第二位，什么样的人写更重要。越来越这么觉得了。 选择理想主义，勿宁是把自己放在烤片上烤，有洁癖的人，首先把自己摆在阳光下晒。侯虹斌《长信宫词》里的班婕妤就是有洁癖的，她把世界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太理智，"水太清则无鱼"，所以周围人都不喜欢她，乃至忌讳她，就连她"苦苦服侍了十多年的男人"、曾经很想掳获她甚至几乎掳获了她的汉成帝刘骜，都说她太讨厌。所以当她自求去侍奉太后，皇帝立即批可，还怕她意志不够坚决，令黄门给增成舍颁下诏书，还送来厚赐，把她逼到无可回头的境地。 女知识分子不招人爱，许多男人都这么觉得。女人必须"很傻很天真"，而知识恰是让人聪明和深刻。这是一个男权的世界，所以班婕妤的父亲老早就对她预言，"你是一个刚烈的女子，以后要吃苦头了。"父亲对女儿品德和才艺深怀许意，但是品德和才艺又会让她活不下去。然而她又必须活下去。为了活下去，她又只得放弃了尊严，躲在太后的羽翼之下。 岂止是活，她其实也是断不了人间俗念的。这更可悲。认识班婕妤，是我十几岁时，很偶然地读到她的《团扇诗》："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当时没记住作者名字，只被这诗里的绝望和感伤所吸引，现在看，这诗里对皇恩是很渴求的。确实，她也争宠，也嫉妒，当赵飞燕告诉她自己被封为皇后，她也"抑制不住的酸气直往头上跑"。我们愤世嫉俗，但其实我们也在这俗世之中，我们也免不了俗，甚至也很俗。我承认，《长信宫词》最打动我的，是这一点。世人谓我尖锐，许多人以为我的尖刀是戳向他人，戳向我的敌人，但其实，同时也戳向自己，我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知道其实我很怯弱，我只敢在有限的范围内抗争。 自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全部。人常是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处在盲区，所以人仍能责人，仍会觉得冤屈。比如班婕妤，就有貌似无可指摘的理由--她对汉成帝性格不满，谓对方懦弱、无能，还不满于他的大权旁落。敢情皇帝就应该手握大权，就应该行使皇权，就应该霸道--这就是世俗普遍认可的逻辑，有意无意间就出现了。在这种逻辑之下，忏悔是有限的。 认识侯虹斌，是因为对我《抓痒》的讨论。侯虹斌在对我的书评中，有一个观点："我只相信一个很朴素的真理：人是有理性的。尽管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荒诞，我们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尽管面对诱惑时，我们管不住自己，总是一再陷落；尽管我们浑身都是性格弱点，甚至蠢得伤天害理--可是，我们还不至于堕落像个疯狗一样，四处撞墙，四处咬人。"即便是咬人，也是可以辨析的，比如班婕妤。作者说班婕妤"一直是在和自己的命抗争，可是，她越挣扎，只有变得越坏。她的自觉没有挽救她，反而败坏了她。"其实未必。无论人有多大的错，只要有挣扎，就会有向上的趋势。这已经就值得欣慰了。我更愿意把班婕妤看成一个理想者，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趋势的人。那种纯粹光明的、"牧歌式"的理想主义太虚假了，我们要像老托尔斯泰理解谢尔盖神父那样理解理想主义，即便皈依上帝，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说到宗教，我想起一个事。曾经，我和一个友人去寺庙，友人有心遁入空门，但又担心遁入空门了，仍然不能免除烦恼，就一再问起这问题。其实，遁入空门不等于立刻就进入了理想的境地，只能说，你已经走向了理想，你有了这种趋势。有趋势，就有光，就有希望达到，哪怕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人生不就是一个过程？ 忽然想起黑塞《荒原狼》，主人公哈勒尔用莫扎特来指责歌德："莫扎特并没有像您那样活到八十二岁，也没有像您那样在他个人生活中要求持久、安宁、呆板的尊严！……他穷困潦倒，早早地就去世，不为世人所了解……"歌德回答："我活了八十二岁，这也许是永远不可原谅的。可是我因长寿而得到的快乐比您想的要小。我非常渴望持久，这种追求始终使我充实，我始终害怕死亡，并向它作斗争，这话您说对了。我相信，反对死亡的斗争，决然地、执着地要生活下去，这正是推动所有所有杰出人物行动和生活的动力。到头来人都不免有一死，这一点，我年轻的朋友，我用八十二岁的一生做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这同譬如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夭折一样能令人信服。" 也许问题不在于活还是死，而在于如何活和死，有痛苦地活--自我放逐地活着，班婕妤就似乎是这种情形；也有快乐地赴死--为理想欣然毁灭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