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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通预约电话前，心里万分紧张，揣测着这位新闻学泰斗会否接受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的采访。说明来意后，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干脆的声音:“下周二上午10点。”这般平易近人，让我们这些小辈“受宠若惊”。 见到方老，感觉比想象中还要健硕很多。面色红润，谈吐风趣，新闻史知识信手拈来。 就在这样一个初冬的暖日，一位老人，一方书案，一杯清茶，一屋书卷，将80载家国往事、60年学术人生娓娓道来。 风雨中坚守思想家园 1951年起，方汉奇应邀到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新闻史专题。1952年，被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从此，方汉奇的新闻史研究和教育工作由业余转向专业。当时的新闻史研究在我国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连一本通用教材都没有，涉及现当代部分的内容更是一片空白。没办法，方汉奇只好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查，连暑假也不闲着。燕园中风光无限，但一心治学的方汉奇连午休时间都抽不出来。从1953年到1958年的5年间，方汉奇看了2000多本书。经过三五年的积累，终于窥到了学问的门径。 1958年8月，北大新闻专业全建制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方汉奇在北大工作的第一个5年就此结束。而后在人大新闻系的学术批判运动中，方汉奇因坚持“近代无产阶级报纸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存在历史传承关系”的观点，成了批判对象之一。十年浩劫中，方汉奇又被打成“牛鬼蛇神”，挂牌游街，没有条件进行学术研究，他就埋头做着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白天当黑帮,挨批斗,晚上回来还躲在冰冷的小屋里坚持读书。 再一次回到北大，是相隔14年后的1972年8月。那时北大中文系恢复了新闻专业，当时，新闻史因为被视为封建社会残留，依然不被重视。在艰难的时间里，方老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财富，反而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家园中。 1976年，伴随着“文革”的结束，方汉奇重新焕发出学术的青春。因为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学习，他的著作被很快发表。回顾起这段历史，方老师曾经很有感触地说:“范文澜常说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董仲舒曾经做到的‘三年不窥园’;都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应该有的思想准备。我显然还做不到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不可能有时间静下心来做学问，那一段时期，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利用边边角角的空隙时间，多看一点书，多作一点积累。这对我1978年以后的教学研究工作，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新闻史是历史的“门牌号码” 方汉奇的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被学界公认为是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齐名的中国新闻史学研究中的两座学术高峰，推动了新闻史学科的发展。 1927年，为了给上海国民大学报学史这门课编写教材，戈公振先生写下了《中国报学史》，被称做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而方汉奇的研究，是在戈公振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在写书的1978至1980年两年间，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思想上束缚还很多，关于新闻史研究中的“名记者”、“名思想家”等说法就很需要冒风险。而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竟然有名有姓地介绍了不下1500人，这在当时是冒了一些风险的。这部书的视野开阔，内容充实，纠正了前人的失误近200处，在写作的体例上，亦有一些新的突破。 因为广播电视事业在中国起步较晚，过去的媒体，主要是报刊，所以早期的新闻史研究重点在报刊。方汉奇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也只限于报刊史。而后来，对广播电视史的研究也发展起来。由方汉奇牵头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就基本上弥补了这个缺点。而方老新近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则收录了截至2008年年底的传媒发展内容，不仅仅写到了互联网的发展，还将十七大、奥运会等重大事件写入书中。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徐璐同学得知此消息后感慨地说:“写现在发生的历史很不易，虽然资料获得容易，但是评价难，能够体现出学者是否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人格。” 听方汉奇谈了很多新闻史的内容，我们好奇，研究了多年历史，最大收获在哪里。对此，方汉奇回答:“今天的一切工作都要以史为鉴。学历史可以让人变得聪明，每个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本专业的历史。”了解历史的路径在哪里？方汉奇说:“学习新闻史是要新闻工作者知道历史上的‘门牌号码’，你只要知道‘门牌号码’，遇到问题时可以去查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