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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型增长道路越走越难 按照鲍莫尔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做出如下解释：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体制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财税包干制和经济特区），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了缺口，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 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 我们同样要看到，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没有及时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体制和市场体制所取代，相反，它们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国家主导型重商主义的体制，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配置权，而且通过行政审批权限的设定侵犯了企业家的市场进入权，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许多领域保持着垄断地位。这种体制本质上是鲍莫尔等人所界定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尽管也混合了其他三类体制的部分元素。 鲍莫尔等人在书中所指出的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首先，我们正在成为一个腐败和寻租极度猖獗的国家。根据不同阶段的估计，中国的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30%，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从而催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腐败的形式也从早先的“官商勾结”转变成近年来的“卖官买官”。 其次，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过去30年，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上升到2002年的0.45。而且，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加剧，10%最富有的家庭与10%最贫穷的家庭的消费额比值，1991年为2.42倍，2003年则剧增到5.66倍。 最后，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抑制。根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56%，大部分工业企业几乎不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活动。缺乏创新环境使得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实现粗放型的增长，而这条道路目前越来越走不下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