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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的法政史观 就现代意义上说，一切人文科学的根本基点，就在于既要正视人本身的罪性和局限性，又要充分保障所有个人的正当权利。以此为标准，当下的历史研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路径。 遵循第一种路径的研究者，不能够站在既要正视人本身的罪性和局限性，又要充分保障所有个人的正当权利的根本基点上从事历史研究，他们为了否定现实生活的阴暗面，进而唤起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高尚道德的无限期待，只好回过头去神圣美化“逝世的年代”。譬如用民国时期的西南联大彻底否定今天的大学教育，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代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来贬斥今天的文教政策与社会环境。这些学者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常识：今天的一切都不是无因之果和无源之水，当下的社会现实恰恰是过去的历史事实水到渠成的应然结果甚至于必然归宿。如此追求历史真相，其实是走上了传统儒教的老路子：假设历史上先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后有圣君贤相的小康时代，进而依据这种一厢情愿想当然的道德愿景，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路径选择，设定为掉转头去迈向子虚乌有的小康及大同的回头路。 相对而言，张耀杰走的是另外一条治学路径。他通过具体入微地分析政学两界丰富多彩的人和事，从具体个案中尽可能明确地区分出相关人等各不相同的路径选择。 基于对现代法政史观的准确把握和真切理解，张耀杰在《北大教授》一书中，初步实现了事实真相与历史细节、人性幽暗与法政文明的跨学科的综合贯通，从而相对成功地进入了英国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所希望的“自由史”的写作轨道，为广大读者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