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抒情和道德批判所遵循的往往是高度情绪化的极端逻辑：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神圣化就是妖魔化。区别于这种极端思维，张耀杰跨越文学史、政治史及宗教史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便走上了重实证、慎论断的现代理性思维，并且逐步接近了他所追求的不惑之思，从而体现了法政史学的真精神。最近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 蔡元培否定梁漱溟 谈中国现代历史，人们常常从《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入手。但是，《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最大盲区，就在于最能够体现现代法律程序与制度文明的法学家的黯然缺席。在法学家缺席的情况下，五四运动中最具备法政精神的，反而是以弘扬中国传统的佛教及儒教文化为己任的北大讲师梁漱溟。 1919年5月18日，梁漱溟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其中写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梁漱溟的上述意见并没有得到自以为爱国有理的青年学生的真诚响应，反而得到据说是来自《新潮》社的匿名警告。更加可悲的是，连梁漱溟自己也没有在现代法政文明的道路上再接再厉、循序渐进，反而背道而驰地走上了传统儒教政教合一的以德治人及以德治国的回头路。 1935年1月，上海方面的萨孟武、何炳松、王新命、章益、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说是在文化领域中，有的只是古人的骷髅或者洋人的天堂，两者都不能拯救中国，“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写给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旗帜鲜明地把前北大讲师梁漱溟推出来充当反面教材：“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此时的梁漱溟，正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支持下主持以德治人、政教合一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用他自己的话说：“乡学、村学为政教合一组织，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来的民间武装，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一部分投降了日本侵略军。当地群众对此恨之刺骨，不少乡建干部因此被他们教育过的当地群众所杀。这一残酷事实再一次证明，传统儒教政教合一的以德治人及以德治国的彻底破产。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梁漱溟写过一篇文章，“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到了写于晚年的《“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中，梁漱溟又回忆说，蔡元培之所以“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是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而在事实上，即使蔡元培聘请梁漱溟进入北大时确实没有个人成见，他晚年对于梁漱溟那一套似是而非的文化“悬谈”，却是旗帜鲜明地持否定态度的。梁漱溟不仅不肯承认这一点，反而彻底迷失在了对于自己心目中“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蔡元培的道德崇拜之中。 梁漱溟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的路径迷失充分证明，在已经全球化的信息时代里，没有对于西方现代法律程序与制度文明的认真学习和虚心借鉴，是不足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