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日中国，对一个四十出头的文人来说，所谓亲历的“历史”，往往是一个特指名词，它从来就没宏大过、抽象过，而是有着最深的切肤之痛。这段痛史，毫无疑问指的是“文革”。关于“文革”的回忆与反思，从来就未间断过。从八十年代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到九十年代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巫宁坤的《一滴泪》、于光远的《文革中的我》、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一直到最近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亲历历史》。 这本书是众多文人回忆文章的合辑，其中以作家和学者居多。“文革”爆发时，他们有的正值中年，有的乳臭未干，有的沦为“牛鬼蛇神”，有的则贵为“红卫兵”。批斗者和被批斗者云集一册，众声喧哗，俨然成对话之势，这是《亲历历史》这样的文集最易给我们的印象。 同为“文革”亲历者，其观感描述往往有云泥之别。比如，张贤亮看到了“文革”文化中“性”和“闹着玩”的一面，笔端亦庄亦谐，语带调侃；而袁敏的回忆，则显得异常的凝重悲壮，充满历史的肃杀感。像叶兆言、费振钟、晓剑、徐友渔等“文革”小字辈，作为“红卫兵”，留在他们记忆中也许首先是红色、像章、天安门、青春、激情澎湃、革命崇高征……“革命是天堂，反革命应该下地狱”。正如诗人柏桦在《1966年夏天》中写到的那样：“一颗心红了/祖国正临街吹响//吹啊，吹，早来的青春/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瞧，政治多么美/夏天穿上了军装//生活啊！欢乐啊！/那最后一枚像章/那自由与怀乡之歌/哦，不！那十岁的无暇的天堂”。但是，在方凌燕、严平那样的右派子女看来，“政治”何曾“多么美”，简直是令人恐惧，充满血腥，这一点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一书便不难知晓。当然，因个人年龄、身份、出身、地域、背景乃至动机的差异，回忆的分歧并不足为怪，但作为集体记忆的“文革”也不免沦为“自说自话”的私人话题了。 私人领域的“文革”，意味着“文革”当事人的沉默和对交流的拒绝。如果说“文革”是一种“禁忌”的话，我更愿意首先把它理解为一种“内在禁忌”。比如在《亲历历史》中万方提到，“文革”当年，班上有一个女红卫兵经常侮辱和虐待像她这样的“黑五类”同学，多年后，她在校庆的时候又见到了那个女生，“她已是一名医生，工作出色，没有人提到过去，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吗？袁敏则提到，她请“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蛐蛐儿”撰文回忆时，后者犹豫再三后答复“不想写”。为什么呢？因为关于“文革”的回忆注定是苦涩的，“因为‘文革’只能是、绝对是痛苦的，它所带给人的一切绝无欢乐可言”。忘记痛苦，保护自己，活在当下，当然是人之常情。可为了这个可以理解的人性的“常情”，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曾提到，“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文革”十年，自然是一个“黑暗时代”，“文革”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理应使那个年代的一切——言说与行动——回到光明之中。万方在书中说的，“生命的力量是永远的胜利者，从我个人的心路历程看，这是真的，人性的觉醒使‘文革’终结。”我相信，这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但我也相信，正如“文革”的发生并非因为人性的蒙蔽一样，“文革”的终结也不会完全是因为“人性的觉醒”，而是同时来自像传抄“总理遗言”这样的无数个现实性的“行动”的结果，这包括“文革”中的对话和交流。 面对非人的世界，人们总容易寄望人性，比如说人的同情心。的确，对于那些“非文革经历者”（比如我）来说，阅读《亲历历史》，关注“文革”，是自己有“同情心”的显现。正如苏珊·桑塔格在《旁观他人的痛苦》中写到的，“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但“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因为“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情感，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所以阿伦特也说，“同情心”只是一种被动性的情感，并不是主动的“行动”。真正的“行动”在于与他人的不断对话中、交谈中，“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而这要求我们面对“文革”时，首先要学会去聆听、去记录、去访谈、去感受，否则注定我们永远只是“旁观他人的痛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