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历史题材文学逐渐成为文坛亮点：凌力、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苏童、刘震云、格非、莫言、赵玫等灵动飞扬、形态各异的新历史写作与革命历史写作，乃至戏说类、新编类、反讽类的先锋历史写作，历史题材文学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状态。另一方面，历史热正在不断成为一个个意味深长的文学事件：从《张居正》的热销，到电视剧《雍正王朝》、《少年天子》的热播，乃至“品三国”、“读论语”、“明朝那些事儿”……围绕着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展开的重重矛盾、种种争议，正激烈地表达着我们这个时代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嬗变。 然而，与历史题材文学的火爆形成反差的是，对历史题材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则出现两种倾向：要么出于自身的立场与需求，一味热捧；要么被视为保守的、落伍的，甚至是反现代性的，被弃若敝屣。这些都折射出国人在文化选择中的浮躁心理。 吴秀明从上世纪80年代起投入到历史题材文学研究之中，其学术道路几乎与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同步。这部《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是他积多年之功，以清醒独立的学术判断硬啃出来的一部力作。作者首先站在“现代性”的基点上反思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与变迁。一谈到历史小说，很多人都简单地认定为远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与时代精神相悖。然而，作者却开宗明义指出：正是由于“历史”对“现代”的融入，才使得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几乎成为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传统历史与文化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下再现生机，是历史题材文学的核心价值。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论者将长篇历史小说的发展，看作是一部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文化启示录”。如在谈到历史翻案时，论者敏锐指出这股对戡乱治世的帝王将相进行“翻案”的文化热背后，其实寄托着作家对人文理性的执着追求；而新历史的翻案则又进一步颠覆了人文理性本身。这样，就把两种从精神价值到美学追求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有效地纳入到文学文化发展史的链条中，并在相互比较参照的基础上指出，它们在急切翻案的同时，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对阶级斗争、民间意识的排斥心理，缺乏历史的厚重感。 解读历史文本，一定要融入个体真切的生命体验，不然，历史书写及有关的史识史见就容易变得冰冷而枯燥。但读这本厚重的著作，绝不会有这种冰冷和枯燥之感，相反，常常会不断感受到那些貌似寻常、中规中矩的学术文字背后，有一份对现实社会的执着关怀与眷恋。比如，在分析“历史”文学热潮的缘起时，作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文化立场以及传统文化对西方式现代历程的“一种富有意味的纠偏”。这似乎既出自一种学术理性的分析，实际上更融入了作者对本土文化坚定的自信。 这种立足理性感性化与感性理性化的认知方式，将文化研究的视角深入到作品的审美层面。姚雪垠《李自成》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叙事、凌力《少年天子》等的女性现实主义叙事、唐浩明《曾国藩》等的历史守成主义叙事、刘斯奋《白门柳》的文化历史小说写作、二月河《雍正皇帝》等的大众化历史小说写作，以及高阳《慈禧全传》等的散文化历史小说写作……仅是对这些历史小说的定位与命名，就已经显示了作者细腻入微的审美品鉴力，至于文本的丰富内涵，作者更逐一作了深入细致的解读。 （《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吴秀明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