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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把民国弄成军国的大小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扼腕奋斗的果实。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不乏其人。目睹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国势，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响马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一个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在此时，由福建侯官人严复引入的进化论已深深烙印在人们的信仰之中，早已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直到有人真正能掌握全国局面。 陈志让认为，高举“反帝反军阀”大纛的北伐战争之后，中华民国进入国民党时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虽然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仍然是军绅政权。在党政分开体制下，执政党国民党并没有当家作主，真正当家作主的是黄埔系出身的众多军人。蒋介石的军队还是军阀，自筹军饷的办法并未完全停止，派系斗争仍然存在。“不受规章、纪律、宪法约束的派系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大特色。” 总体上，军绅政权在思想上竭力保卫着中国的旧式文化传统。而派系斗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有千丝万缕的难解之缘。但我们又须注意到的是，大小武人对于近代文化最大的让步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军阀们热衷于恢复传统道统，力图保存旧秩序的同时，少数激进的知识分子则力图建立新秩序，发起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守旧和新潮这两种思想成为二十年代的主流，思想文化在不断的碰撞冲击中很快繁荣起来。这中间还有新式的工商业家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希望的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等等。然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军绅政权的统治下很快破灭了，只汇成股股强弱不等的溪流，一代代地渗润着后进的青年力量。 陈志让是谁？ 陈志让（Jeromechen），加拿大著名华裔历史学家。1921年生于中国四川成都，1939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和高中，后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3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45年，陈志让在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至1947年任燕京大学经济系助教，1947年得中英庚款资助而赴英深造，1956年在伦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在此前后，陈志让先后入英、美国籍。1963至1971年执教于英国利兹大学，先后担任讲师、高级研究教授。1971年，他被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约克大学礼聘，从此便开始主持该校之中国近代史及东亚研究课程，并参与了费正清等主持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撰。1980年，他被遴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士”。作为华裔学者，这是一种殊荣和成功的象征。 在教学工作之余，陈志让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均有深入、独到的见解，尤其对近现代政治人物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研究，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建树。其主要论著问世后，颇受全球学术界欢迎，多被译为各国文字。如《袁世凯》（YuanShin-Kai），最初于1961年由英国伦敦的一家名为GeorgeAllenandUnwin的出版公司出版，其第二版经作者增订，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刊行，1979年，该书已有日文译本，而1988年的中国大陆译本则在书名和封面上做了些中国传统革命式的讲究，改为《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湖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aoandtheChineseRevolu-tion），初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1968年开始有法文译本，1968年出版了日文译本，并于1969年再版，1993年由中国大陆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人力译成中文，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起初由香港联合出版公司于1979年出版，复于1980年在多伦多出版，1981年又有北京中文译本出版，1983年，日文译本问世。《清政府的国家经济政策，1940-1985年》则于1980年由Garland出版公司刊行。此外，陈志让还有《中国与东南亚社会史》等著作。同时，陈先生还撰写有大量关于义和团、北洋军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区域经济史等方面的论文。 大陆学者的启蒙之作实际上，此次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的《军绅政权》（比较原译本新增王尔敏序言）只是陈志让先生三十年前的旧作。陈志让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这边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已经由三联书店推给读者了。本书和当时为数不多的几本来自西方世界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一样，成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学者的启蒙之作。 1978年初，陈志让先生应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长岛田虔次和人文科学研究所竹内实两教授盛情相邀，前赴该校讲学。《军绅政权》即是由陈先生于1978年4月至7月间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讲稿改成。 在《军绅政权》写作过程中，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包括一部分官方档案和不少英文著作。其中，A.J.Nathan教授的《PekingPolitics：1918-1923》（California，1976）对陈氏影响极大。本书的第七、八两章内容即受Nathan教授启发颇多。为使立论更为有力，陈志让还时常和其学生DianaLary、AnthonyChan讨论有关军阀的问题。由于占有丰富的资料，同时经过作者精心取舍，潜心研究，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呈现出多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因取材详实考究，立论客观、严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史学专著；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择取一些能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逸闻趣事，融进了历史前进中的一些波涛浪花，使得本书具有了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例如，在《文化的趋势：守旧与现代化》一章中，作者着力探讨军阀所代表的文化，非常精彩，颇有意思。外号“狗肉将军”的山东督办张宗昌还印行了一版《十三经》，粗知文墨的江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提倡投壶古礼，他们因袭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传统，几乎全部尊孔。陈志让在考察军阀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时，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兖州镇守使唐天喜的三儿子订了潘鸿钧旅长的女儿为妻，不幸唐公子病死，潘旅长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旧式贞节观念很强的女儿，纸里包不住火，女儿抱灵牌跟死鬼结婚，过门两天后自尽。河南督军张福来听闻此事后，颇为欣赏，大开追悼会，参加者达数万人之多，极是壮观，还将潘家小姐的生平宣付国史馆。但潘旅长在济南发了疯，用枪把全家25口人统统杀死。 而这已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五年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