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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军 □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 从绅军变成军绅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历史是过往的人与事的经历和掌故。……任何一国、一朝、一代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些枝节与片段。时序上，每一片段有前边无数的‘因’和后边无穷的‘果’；空间上，每一件史实都因前后左右无数牵绊与关联而难以一刀两断。因此，厘清人类经历错综复杂的时空关系就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陈志让先生基于历史学家的责任，通过对千头万绪的史料予以严谨认真的梳理，成就了《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书。本书高屋建瓴，在史实之上见史识，从宏观层面厘清了民国军阀政权与近代中国之关系，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军阀时期的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种种变迁，重点讨论了纠缠于官绅、军队及各省相对中央权力的政治离心力、军阀的地盘与派系斗争及其与中国政治外交的各种关联、宪政与传统、财政与军费、社会文化变迁等许多学术问题。本书可谓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论纲性著作。  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化道路上“荆棘”丛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些“荆棘”主要是军阀官绅联合政权。按陈氏的看法，1860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近代史大概分为以1895年为分界的两个阶段，前阶段可称为绅-军政权，后段路程则是军-绅政权。就权力结构而言，北洋军阀时代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从政治体制上看，军绅政权主要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等大佬的次第当家，都是军国。 陈志让史笔下的“军”指1895年发展起来的军队，有时也考虑团防和土匪：“绅”则指代那些受过传统教育、拥有功名的士人，其中有些担任过政府的要职显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所谓“军绅政权”就是这两类人的联合政权。不论绅军政权，还是军绅政权，其权力基础都是土地，由控制土地掌握资源来养兵。他们的存在，都意味着派系之间宛如白驹过隙的时分时合及无限制的浸润着铁血的激烈斗争。 另一方面，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士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复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极为密切的智囊型人物，如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白坚武，张作霖的王永江等，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军绅政权下，派系与地盘两方面的重重矛盾使得任何一个执政者都难以真正统一中国。在行动上，大小武夫互相混战，横征暴敛，摧残新兴事业，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以“军绅”两个字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不可谓不为点睛传神之笔。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几乎是在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及以后的四个月内完成的。改朝换代的超级迅速，使得绝大多数国人很长时间反应不过来。原本，极力主张共和的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光怪陆离的军国，被大家骂成军阀混战。于是道统和法统打作一团，派系纷争粉墨登场，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纠葛的关键所在，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咄咄推进，一边却又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也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社会秩序荡然混乱，一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中出现了现代化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就是中国式的汉阳造步枪。 竭力保卫中国旧式文化传统 皇帝的倒台，使得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失缺了非常关键的部件，对于部分底层百姓来说，不啻没有了王法，于是诸如土匪、流氓等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另类成员，开始把中国基层社会秩序搅扰得纷乱起来，乡绅们为捍卫数年来巧夺积攒起来的那些家业，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整个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中呈现出“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而耍横玩赖的到处横行，不服就比较比较拳脚乃至刀法枪法，真可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昔日的一个军头很快就混成了一省的督军，但如若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成草头王，除枪杆子外什么都说了不算。在这种尴尬和困惑之下，当家之后的很多军阀都感到很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于是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翻印十三经就不算什么稀罕事情了。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彻底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