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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执着于名著品质 温瑞安做成“长河小说” 真正评选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我总认为该是四个人，还应包括开先河的梁羽生和后半程乏力的温瑞安。梁的伟大在于金庸小说几乎所有的路数，都是他先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梁小说的问题是有些拘谨，还有些执着于往武侠里化解世界文学名著。而金庸更天马行空，终于后来居上。温瑞安是一个了不起的继承人，但原创性稍差。他的业绩是恢复了还珠楼主当年的玩法，把武侠做成了“长河小说”，写武功的趣味上更趋于“邪门”。温的两大扛鼎系列“四大名捕”是沿袭古龙风格的，到“神州奇侠传”则又倒向了金庸。 最能体现温瑞安才情的有三部小说《四大名捕会京师》、《幽冥血河车》和《布衣神相》。前者源出古龙文风，但衍生出了强烈的个人“暴力美学”；后者在虚构邪门武功和塑造人物性格之间谋得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幽冥血河车》则把金庸式的奇情构思用来表现人生的幻灭和虚无感，很潇洒地挣脱了畅销书对作者的束缚。但很遗憾，他后来的小说刻意怪诞，反而未能将上述三个优点中的任何一个发扬光大。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太过煽情 梁、金体的新派武侠最大一个“特点”，是继续了旧式武侠把匹夫之勇升华为“忠君报国”的“精神修辞”趋势，把“君、国之情”进一步演进为“民族大义”。金庸小说一度还融入了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中华民族文明多元化”等当时属于“时尚”的理念。由金庸提炼出的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说法，堪称这类写法最煽情的一句宣传语。其实就连最狂热的武侠读者都知道，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这样的侠，即或个把大侠有此胸怀，他也没这个实力。 历史上的大侠好多事情做的都和小说里相反。文艺家们歌颂了二千多年的荆轲，其义举的结果只招致了嬴政提前吞并了燕国，从实际效果讲，他没帮了燕太子，反而帮了大秦。依笔者个人看，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贴近金庸武侠理想的现实大侠大概就是杜心武了，杜从早年追随孙中山、宋教仁反清，到晚年以帮会大佬身份（杜在青帮、洪门、袍哥、东北马贼等帮会世界的通吃，可以说远胜于任何一个金庸小说里的大侠）为抗日奔走，生命末期还参与共和国政事，一生之波澜恢宏，足以拍好莱坞式的华语史诗大片。但如果探入到杜的生平细节，给人的感觉却又不是“成人童话”式的。列入他门墙的社会名人里，既有万籁生这样的后起武学奇才、程砚秋这样的艺术家，也有张作霖、周佛海、杜月笙、戴笠这样的历史狠角。而对于像杜心武这样经历和背景都很复杂的人物，无论是“新派”还是旧式武侠小说，都很难具备塑造的笔力。这既可说是武侠小说“成人童话”式写法的局限，也是畅销书为凸现情节的戏剧性和人物性格，每每在表现人性和社会时失之简单（有时索性就是一根筋）的技术与境界的双重局限。 “成人童话”的心智局限 如果说，梁、金体新派武侠小说畅销的根源，是升华和圣化习武、格斗行为，以及变相言情；那么古龙体武侠小说作为新派武侠小说里的一个变数，则相应地淡化了对习武、格斗的神化，更多是以描写人物瞬间的心理变化，以及现代升级版的感情纠葛作为特色的。肤浅的人只看到古龙小说“一句一段”的外形革新（也许还称不上多么成功），却意识不到古龙小说的写意笔法，对处理心理描写的出色。古龙在自己某些出色的畅销书里，解决了许多严肃的汉语小说家迄今没能解决的描写心理乃至情色的技法问题，成功避免了对感情乃至涉性情节的自然主义式脏乱差描写，这一点我以为对现阶段的汉语小说作者仍会有很重要的启发价值。 武侠自古龙去世后，其实已经进入末途了。温瑞安的一度崛起不过是回光返照。影视的改编不过是放大了这种回光返照。没有新的天才作者涌现是一个原因，图书工业对实力作者的复制性压榨是另一个原因。最关键的，还出在这种小说类型的美学缺陷上。即便是在鼎盛的“四大师时期”，无论梁、金，还是古、温，武侠小说都没有逃出将普通的习武与技击过于神化的窠臼，有的甚至还达到了怪力乱神的地步。这种“成人童话”，表面上固然开启和宣泄了一部分读者的想象力，但究其内在，还是有着“疑似迷信与封建”以及“弱智化描写情感”的弊端，总体上还是难逃其“迎合人性蒙昧”的本质。这样的作品，或许可以繁荣图书市场，乃至影视和娱乐工业的取材，却很难说会启迪人的心智。这也正是如笔者这样的资深武侠读者，后来渐渐远离的原因。 用“启迪心智”来要求一种畅销文学，或许有些苛求了。但，生活在一个动辄就会因市场份额，而将“销量冠军”改装为“文学”乃至“文化”代言者的年代，这种“苛求”实则蕴含了一种对阅读行为的精神品质的强调。它并不多余，且惟恐太少。所以，让我们怀着对岁月和自己幼稚阶段的依恋，祝大侠们安息。（徐 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