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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两个例子。如《鼻奈耶》卷三记:“时有诸妇女白比丘言:‘诸严贤等，渡我等（过江）。’诸比丘答:‘诸姊当知，世尊不许得渡女人。’”同书同卷还记着:“时尊者阿难行路，中道焦渴，彼中道有旃荼罗女名钵吉蹄，于井汲水。时阿难诣井乞水语:‘大妹，我今须水，施我少水。’”但是，换了我们中国，和尚姑娘之间这样“哥”呀、“妹”呀地乱叫，就不免会招人多看几眼了。据说佛将入灭时，对侍者阿难说:“自今日始，听诸比丘，捨小小戒。”（《长阿含经·游行经》）“小小戒”也叫“微细戒”。但是，什么应该算是“小小戒”，佛灭后一直没有定论。根据近代学者研究，至少以上所举诸例，应该全是属于“小小戒”的范围。这些戒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捨的，在实施上可以按照不同情况做出一定调整。据《五分律》，佛曾说:“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静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余方”自也包括中国社会在内。凡是中国社会认为不合适的，就算是佛所制，都不应该实行，而于中国社会适于实行的，就算不是佛制，也一定要实行。这是一种极其开明而通达的见解，也是研究“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这个观念史课题的指导原则之一。 “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由于涉及中印两类学问，以及社会历史多种学科，研究起来自然会困难重重。别说作者一人一书了，就是集整整一代中外学者之力合作研究，恐怕也难得圆满的解决。不过，作者看书甚多，故能引用不少新旧材料，提示无数文献书目。读者若能以批评的眼光读之，不难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至少可以增长若干《金枝》、《发须爪》或《扶乩迷信底研究》一类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  佛教建筑戒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