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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与文化:能说出你是谁(图)

http://www.newdu.com 2020-10-21 科学时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告诉我你如何死亡,我就能说出你是谁”。——据说是某位名叫帕斯的作家的名言。这话听起来有些神秘和悚然,但深究起来却也不无道理。“如何死亡”指的是死亡的方式,而“你是谁”指的是死亡者的“身份”;换言之,透过一个人的死亡方式,可以得知其身份。这个命题的背后包含了这样的假设:死亡方式和死亡者身份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流行病与文化》资料图
    事实上,身份的确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它牵涉到年龄、性别、种族、宗教、阶层、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等各种变量的相互影响;死亡方式与身份之间的联系,首先是通过与这些变量的相互作用而呈现出的关联性。多年以来致力于“文化流行病学”研究的詹姆斯·A·特罗斯特一直在关心着这样一些问题,他的著作《流行病与文化》想要强调的就是文化、社会与疾病和死亡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
    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们,或许还能时常忆起校园影院里回荡着的《泰坦尼克号》的哀伤主旋律,凄美的爱情故事和生命的挽歌绝唱曾让他们流下感慨的泪水。为了延续爱情的美好和生命的魅力,人们不得不去探讨疾病和死亡,这是人类永远无法回避的残酷主题。特罗斯特对泰坦尼克号上乘客的死亡率进行了分析,在探讨气候、冰川、救生艇这些常规原因之外,更增加了对文化社会规则的关注。他认为,这个家喻户晓的沉船事件,似乎以极端的形式表明,社会和文化意义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转化为死亡率模式。虽然救生艇不足和游船的设计缺陷将乘客置于高风险之中,但是社会阶层化同样对死亡率产生了影响——甲板之上居住的都是高级乘客;骑士精神的文化规则,同时还决定了当救生艇数量不足时只能首先提供给享有文化优先权的妇女和儿童。
    然而,文化不仅仅局限于观念的范畴,它还是一整套人类层面的划分系统,例如肤色、宗教、社会等级制度等,它们会影响到人类的“类别”划分及相应的获取资源的群体划分。如果说泰坦尼克号的例子显示了年龄、性别、阶层等因素及其社会文化行为规则构建死亡模式的具体途径,关于公共卫生和霍乱、镰状红细胞贫血症等疾病的相关研究,则表明了种族作为文化范畴与疾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美国文化中,种族是个关键性概念,它遍布于临床和流行病学报告之中。例如在1990年至1996年期间,美国80%的婴儿死亡研究报告均提到了种族。然而,种族显然是个文化范畴而非生物变量,它并不能捕捉和解释人的可变性,它是基于社会歧视、物理环境区分、教育与经济差异等来解释疾病和死亡模式的。显然,在一个按照种族划分层级的社会中,种族把人们分为不同社会类别,并设置了人们的不同生活轨道,它影响到人们的收入潜力、教育成就、医疗卫生服务待遇、职业和生活方式,结果必然会导致确定且可测量的生物性后果;而这种可测量的生物性后果反过来被重新用以证明种族差异的存在和种族主义的合理性。这是一个相互强化的过程,特罗斯特认为其中最需要看清楚的是:传统的疾病分类很可能形成一种倾向,它暗示健康差距源于种族而不是种族主义;但实际上与其继续依靠种族作为个体或群组的特征,不如去分析种族主义的社会作用和生物性后果,后者才正是文化流行病学家要做的事情。
    在跨文化的语境中研究疾病问题,文化的影响力显得更为突出。地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往往能构建出完全不同的疾病理解方式和死亡模式。以癫痫病为例,美国明尼苏达州居民对癫痫的解释与厄瓜多尔、肯尼亚居民对癫痫的解释尽管都部分地利用了现代西方生物医学的术语,但也使用了大量的非生物医学的卫生资源,并且他们所采取的非生物医学的治疗方式也各不相同,例如,或者针灸、或者草药、或者巫术等等。在特罗斯特看来,地方性文化常常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理解疾病的诠释框架,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谁病魔缠身或具有传染性、哪些疾病重大或不重大、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方式、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种种不便与痛苦等等。现代医生将癫痫症定义为周期性大脑异常电子活动所造成的大脑紊乱,肯尼亚人却认为癫痫的原因在于疟疾、怨恨和精神创伤。生物医学疗法在当今世界广为流传,其治疗理念基于实验测试和习惯的组合,它完全不同于中医针灸等另类疗法。人们需要了解的是,生物医学同样是一套地方性文化系统,它和其他类似系统彼此之间的竞争往往多于合作。
    既然如此,生物医学就必须懂得自我反思,认识到在流行病的检测、探源和实施干预过程中,宗教、信仰、种族、习俗和权势理论的无形影响;因为流行病学家同样根植于文化之中,统计测试、研究方案、风险因素和疾病定义的诸多过程,并非单纯受制于“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变量的定义和测量、结果的量化、分析数据的传播、政策的制定,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具体的文化假定。一言以蔽之,流行病属于文化的范畴,流行病学也属于文化的范畴,文化对身份、疾病和医学的建构常常相互交织和强化。也为此,流行病学家如果想要探讨疾病、死亡与身份及其他各种社会范畴之间更为广泛深入的联系,就必须加强同人类学研究的合作,这对于流行病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都是有益无害的事情,这也正是特罗斯特所极力倡导的主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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