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上彩时代的女性肖像》 奉家丽
    
    

学者 郭力
    身体是人生命的本体，它不仅是自然的血肉之躯，而且，也是社会文化本身话语实践的产物。
    问题是，女性身体一直是男性叙述的艺术空间想象的欲望化的对象，男性用语言编织着有关女性身体的伦理评价和道德判断。在男性目光的审评中，女性身体有了善与恶的道德区分。小说里的女人自然被分成好与坏两种类型。文学史充斥着女神圣母和妖女荡妇，女性身体甚至因其诱惑性而成为文明的禁忌。在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文学记载中，男性一直掌握着评判女性身体的话语权，其中善/恶评价又与自身生命感觉的伦理价值相关，于是，在男作家笔下，有关对女性身体的轻与重的生命感觉与叙述，反而成为男性道德观念善与恶、美与丑的试金石。
    而女性如何评价自己的身体？怎样看待源自身体本然的生命欲望？却一直是一个被忽略被遮蔽的问题，似乎连女性自己都相信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陷阱和怪物，有关女性和她的身体的悖论，就这样被人类历史制造出来，夏娃的身体成为人类自身性原罪和性归罪的形象寓言。
    女性如何从几千年的文明所编码的情色符号的堆积中突围，把自己的身体从物化商品形态中解放出来，真正让身体属于女人自己，这是一个女性文学丞待建构的文化课题。探索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坦然面对自己的生命欲望，本身就是对男权话语的挑战。拒绝男性为女性身体赋予“意义”的过程，也是女性精神和生命双重觉醒的时刻。
    这样的生命感觉使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创作色彩纷呈，真正进入了个人化的写作阶段。这表明，女性写作以“书写身体”来“书写语言”，在生命的绽放中表现深层的自我，身体不再是屏障，而是生命与灵魂的窗口。
    由于身体早已是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有关身体意识形态表现为身体和权力纠纷的复杂关系，女性身体是性政治权力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时身体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不同的宗教、国家、政体、性别、种族、阶级对身体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了观点各异的身体社会学。现代社会政治价值和人的物化不可避免地使身体日益物化，“幸福”和“快感”远离了身体本身，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在现代人生存中日益突出，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类不断通过话语建构身体。在现有的文明规范中，身体成为具有重要政治内涵的文化建构。
    这使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和欲望的叙事受到了来自传统文明规约的挑战。女性身体一直与情色相关，它来自男权话语的强塑。把女性和她的身体认作是非理性、激情和欲望的源泉，和男性理性形成鲜明对比，是父权制权力等级话语产生的文化源头。因此，女性主义写作首先要颠覆的就是身体的不平等观念。有关身体的生命伦理叙事，探讨的就是身体和欲望在男女性别中的权利的等同，因为无以否认，人类生命的肉体性是客观存在，它并不存在男女性别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分。
    20世纪末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开始以个人/身体的主体性表现生命平等的权利。在女性的视阈中，身体并没有正/邪之分的道德价值判断，女人的头上也并不冠以好与坏标签，女性讲述的是源自于身体——生命本体的激情与欲望，由此构成有关生命伦理叙事，是这一个身体的个体欲望，体现着生命的欠缺与脆弱。
    女性主义思想的根芽应该源自女性对自我身体平等的现代生命感觉。“天赋人权”与女性解放相关时，必然是身体力行地落实到每一个她的身体上，女性自我书写的身体的意义是一种新的价值规范与文化观念的建构，即身体应该是女性生命个体的权利与快乐的来源，而不再是自我的“怪物”与“禁忌”，更不应是他者窥视下的物化了的“客体”。现代女性主体精神的标志首先应该建构精神优先的女体观，这是立足于生命本体对男权思想剥夺自我的抗拒。
    因此，女性自己应该书写自己的身体，倾听自己的身体。这是面对生命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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