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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 一百多年前西方文化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一治一乱循环不已的局面。此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十中有八九是与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是由西方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为了寻找中华民族的出路，于是文化问题或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所热切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中西文化关系的学问也就成了当时的显学。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热点。关心中国文化出路的学人似乎都对这一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又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却很少有学者对之做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几位教授要到欧洲去，教职员们为之开欢送会。会上少不了有人说些表达希望的话，希望蔡先生及各位教授将中国文化带到欧洲去，而回来时当然也得将西洋文化带些回来。梁漱溟当时参加了欢送会。他是一个极其认真、执着，凡是都要求一个极明确清楚的答案的人。他感到别人的发言中很有些“不求甚解”的成分在内，于是他也就很不知趣地站起来说道:既然大家希望蔡先生等人带些中国文化到欧洲去，又希望他们带些欧洲文化回来，那么请问各位，究竟什么是文化，又什么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呢？确实大家，特别是学人们都愿意谈文化问题，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尤其是什么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却也不是人人搞得清楚的问题。结果是满屋子的人当时竟没有一个能够回答梁漱溟的问题。会后，胡适拍着梁漱溟的肩说，屋子里热，大家不好用脑筋。 应该说梁漱溟提的问题也确实大了些，文化问题无所不包，大家一时无从回答起，原在情理之中。但你细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刊物，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或其他什么主义的，似乎对于梁漱溟的问题做过系统研究深入分析的文章却也凤毛麟角。梁漱溟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上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社会风气。既然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顶为重要的问题，就必须有人对此做系统的研究。于是，此后文化问题、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成为了梁漱溟考虑的问题。他在这一问题上几乎化了20多年的时间。最早的这一方面的专著就是于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49年完成并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讨论的也是同样的文化问题。在这两部著作之外，梁漱溟还有不少的文章及演讲涉及文化问题。 一 无疑讨论中西文化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梁漱溟答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这一文化定义涉及样法、民族和生活这三项。其实所谓的“样法”含义较为简单，所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模式”或“类型”。民族的含义也比较清楚。此定义中复杂的问题是生活。由于梁漱溟把文化的问题归结为生活的问题。那么，什么又是生活呢？ 他认为“生活就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所以，归根到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根源在意欲。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与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梁认为，在我们面前，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为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现在的我”就是现在的意欲，这个“现在的我”，大家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相对待的。 梁认为，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而奋斗就是应付环境。文化与文明有别。文明是我们生活中的成绩品。他说:“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由于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又因为生活的根本在于如何满足自己的意欲或欲望，所以满足意欲或欲望的方式当然也是不同的。我们如果在生活中碰到某一问题或困难，面对这一困难或问题解决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⑴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⑵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⑶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梁漱溟认为，遇到困难就克服困难，遇水架桥，逢山开路。这种积极进取奋斗前进的态度，他称之为“本来的路向”。西方人走的就是这一路向。 遇到困难，不思解决困难，而是在自己的念头上求得满足。如生活遇到困难，他不去改善生活，而是满足于当前的贫困状态，乐在其中。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便是这方面的显例。梁漱溟指出，中国人走的就是上述的第二条路向。第三条路向则是印度人走的，他们遇到难题干脆取消问题，视而不见，外在的一切，都是虚空不实的。 这就是梁漱溟的所谓的文化三路向说。 二 梁漱溟认为，向前要求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民主与科学不过是在这一根本上所结出的果实。所以他不同意新文化运动把科学与民主说成是西方文化的根本 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仍然有如下的两个不足: 第一， 这样的说法没有能够表示出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的特色； 第二， 这样的说法没有揭示出民主和科学这两种精神彼此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梁漱溟认为，如果非同时并举这两种不可，那就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考究到家。所以梁要寻找这两样精神的共同一本的源泉，只有得到这样的源泉，才能有满意的答案。 梁认为，在讨论西方文化时，要求把许多说不尽的西方化归缩到一句两句话， 把它表示出来，使那许多东西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才算是将我们的问题答对了。 如前所述，梁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满足与不满足罢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我们只要求得该文化系统是如何来满足意欲的方式。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以不同是很显然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和推断，梁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向前要求”的文化，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科学方法”、“民主异彩”都可归到这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 （一） 征服自然是指在物质生活方面，对于自然向前奋斗的态度的结果。 （二） 科学的方法要变更现状，打碎、分析来观察，这是向前要求的态度。 （三） 民主是对于种种威权势力反抗奋斗而得到的，这又是向前要求的态 度。 总之，梁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的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所以“向前要 求”是西方文化所以有征服自然的科学异彩和民主的“一本源泉”。 所以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 拉西的面目，而须着眼在这人生态度，生活路向。要引进西方化到中国来，不能单搬运、摹取他的面目，必须根本从他的路向、态度入手。但是四五十年来，大家只把科学方法，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说来说去，总少提到此处。 在梁看来，问题很简单，“向前要求”就是西方民主科学形成的源泉。 在梁看来，“向前要求”首先肯定了自我，肯定了自我的要求是正当的；既然自我的欲望是正当合理的，那么接下来就必须为满足自我的欲望而努力奋斗，就要为自我精心设计满足欲望的种种方案。所以西方的“向前要求”又有过度发展了的理智纵容其自然的欲求，使其无限的扩张，漫无边际的追求。可见“向前要求”也必然导致自我主义或合理的利己主义。在这种理智活动中，我与自然被分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一直到今天。同时我与人又被分别开了。 梁认为，近世西方人理智的活动太强太盛，这一特点促使西方人的知识的数量无人及得上，精细深奥上也无人企及。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得不可掩的事实。 三 西方走上了科学与民主的道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走上同一条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上去，其故究竟何在？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答。比如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有的人就从方法论上寻找原因，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系统发达的归纳方法；有的则认为归纳方法是有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古没有传统精致的演绎方法系统。有的指出的，中国的汉语系统不利于科学的思维。更有人指出，欧洲地理形势适宜了人们控制自然，这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主因。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所以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不能产生自然科学。如此等等。梁漱溟显然是不同意上述的种种看法。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科学与民主的路途，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之根本路向，是与西方的不同。如果说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路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走的却是第二条路向。路向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由于中西文化走的路向截然相反，所以西方文化有的，我们也就当然没有。但我们有的，西方也不是一样没有吗？由于各自所走的路向不同，所以梁漱溟大胆地说道:“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莫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而走的是第二条路向，所以中国人思想的特点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受的。 因此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面目就是: 第一项，西方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 第二项，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是没有的。 梁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别，处处都表现了科学与手艺的对待。西方对待事物总是要求一个客观共识的确实知识，这就是科学精神，东方文化则全然蔑视客观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 西方人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于是事事都要求用一种科学方法，去一样一样地组织学问，于是就有各种独立的学科；而在中国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是没有多讲科学的，都是凭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所以梁认为，在西方应付一切，解决一切都凭科学，而在中国则一切都是手艺，绝无科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与西方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的，全然是两个样子。”唯有有方法的乃可为学。 西方方法是检查、实验、分析，即科学的方法。东方的方法则是猜想、直觉， 即艺术的方法。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试换个样子看，了解分析地看，艺术总是不变现状地看，囫囵吞枣地看，整个儿地看，通过科学方法得到的是知识，艺术的方法只不过是一时主观意见而已。所以，东方是有玄学，而无科学，西方是有科学而无玄学。总之，西方文化表现了科学的精神，而东方则无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 第三项，西方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德谟克拉西”，中国是没有的。 ⑴梁认为，在西方大家做主，在中国则一人做主，在中国是一个人拿主意，并拿无制限的主意。大家伙都听他的话，并要绝对地听话。而在西方，是大家伙同拿主意，只拿有制限的主意，大家伙同要听话，只听这有制限的话。 ⑵在西方，个个人一般大小，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中国的办法是拿主意的、听话的，全然分开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都是听话的，听话的都是拿主意的。所以中国“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分为两个阶级，这样就有了尊卑。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严尊卑与尚平等是中西间两异的精神。 ⑶尊卑是个名分，而以权利不平等为其内容。 在中国，拿主意者与听话者划分为两个阶级，一边有无限的权，一边无限的没权。所以在中国: 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 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权利和自由“这种观念不但是中国人心目中从来没有的，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的。”“对于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的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 而在西方: 第一层便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 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 于是放弃人权与爱自由又为中西间两异的一端了。 ⑷关于人的观念，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而西方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梁把这种倾向叫做“人的个性伸展”。西方人不单有人的个性伸展一面，还有人的社会性发达一面。个性和社会性要同时发展，以“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这八个字来概括“德谟克拉西”。 由于西方人着重社会性发达，所以他们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即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这是私德。又中国人以服从事奉一个人为道德。而西方人不这样，而君主竟可不要，只有对多数人的服从，没有对某个人的服从。 总之，从上述四个方面讲，中国都不如西方人。 但是，梁认为，中国所以不如西方人是因为中国从未走上西方的第一路向，而是走第二路向，所以中国文化的成就在其第二路向方面。这种成就是: 第一， 形而上学的调和主义 梁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孔孟儒学，就这个意义上说，亦可称之为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持调和持中的态度，当然不能有征服自然的魄力，所以没有科学。对于权威容忍礼让，不作奋斗以求解放，所以没有“德谟克拉西”。但是中国形而上学即玄学却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中国形而上学的中心思想就是调和，“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如果有这些东西，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双、中庸、平衡、调和。一切的存在，都是如此。”梁认为，所谓变化就是由调和到不调和，或由不调和到调和，结果都是调和，又调和与不调和不能分开，无时无处不是调和，亦无时无处不是不调和。梁认为，调和、平和是绝对的。 第二， 儒家的直觉主义精神 梁认为，中国文化的另一特征就是儒家的直觉主义。中国的人生态度就是一切都不认定，一切都听任直觉，他认为:“一般人是要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则简直不通！然而结果一般人之通却成不通，而孔子之不通则通之至。”对于一切事物最好不要操心，计较，遇事只要当下随感而应就可以，而且随感而应通通都是对的，妥帖的，和适当的。 梁认为，孔子所谓仁就是敏锐的直觉，“儒家完全要听凭直觉，所以唯一重要的就在直觉敏锐明利；而唯一怕的就再直觉迟钝麻痹。所有的恶，有由于直觉麻痹，更无别的原故。”人类所有一切美德都是出自这个直觉，直觉敏锐的人要求平衡与调和，只不过是“顺着自然流行求中的法则走而已。”然而，梁认为，一任直觉走下去，就易出现偏差，最好有一个回省，不过回省时仍不外要诉之那附于理智上的直觉，这样便可以有一个救济。 从物质生活上看，中国人很少有向前的要求，一般即是安分知足，享受眼前一点点生活，所以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什么发明创造，物质文明不发达，乃至时受自然界压迫。但这都是中国“莫大之大幸”。因为从此种文化态度出发，就不会产生西洋近世的经济状况，西洋近百年的经济发展，表面富丽，但骨子里的痛苦却十分深重。中国人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再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从社会生活方面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始终没有改革，礼教依然发挥作用。人的个性和社会性都不发达，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有其胜过西洋之处:西洋人讲有我，彼此界限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等。谁同谁都要算帐，父子夫妻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的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西洋人用理智，中国人要用直觉，西洋人有我，中国人无我。所以父子夫妻间不计较，甚至屈己以从人，不分人我，处处尚情而无我，所以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的文化。由于我们过早地走上了第二路向，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科学与民主，所以不得已必须回过头来补课，把第一路向走一遍。但梁漱溟坚定地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人类都得走上中国所走的路向。具体说就是，在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之后，人类就得着力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了。 文化三路向说指出我们现在不得已回过头走第一路向，但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走上孔子的路向。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的代表。梁漱溟原是要做佛家的。但在新文化运动中期，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势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佛家的念头而来大力提倡儒家。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那种全盘西化的浪潮。他说:“周围种种情形都是叫我不要作佛家生活的。一出房门，看见街上的情形，会到朋友，听见各处的情形，在在触动了我研究文化问题的结论，让我不能不愤然的反对佛家生活的流行，而联想到我自己。又总没有遇到一个人同意于我的见解，即或有，也没有如我这样的真知灼见，所以反对佛教推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来做。”第二个原因是“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惫，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第三个原因是“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正因为上述的种种理由，梁漱溟感叹道:“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当时的那种孤军奋战的情景。他在逆流而上，顶着全盘西化的狂澜，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他是不愧为现代儒学思想的第一人，是现代新儒家的源头活水。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