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更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国度，从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果戈理的《死魂灵》起，到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长篇小说始终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构成和最高成就；在20世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等长篇小说名作又相继面世，延续着俄国史诗性文学叙事的辉煌传统。进入21世纪以来，俄语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又有哪些新的收获呢？笔者最近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选编一套“21世纪俄国长篇小说丛书”，以使汉语读者对俄国长篇近十几年的发展现状有窥斑见豹的了解。
    该丛书共收入5部长篇，即佩列文的《“百事”一代》、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好的斯大林》、索罗金的《碲钉国》和瓦尔拉莫夫的《臆想之狼》。从5部作品的发表年代看，最早的《“百事”一代》面世于2000年，而后两部长篇均为2014年的新作，时间跨度为15年。
    这5部长篇的作者都是俄国当今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家。从5位作者的出生年代看，最年长的乌利茨卡娅生于1943年，最年轻的瓦尔拉莫夫生于1963年，虽分别为“40后”、“50后”、“60后”，但相距不超过20岁，是广义上的同一代作家，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即均在苏联解体前后登上文坛并在近20年间最终确立了“健在的经典作家”之身份。乌利茨卡娅1992年以中篇小说《索涅奇卡》成名，《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被视为乌利茨卡娅最成功的长篇之一，小说以一位医生的家庭生活来折射20世纪上半期的苏联社会，作者让时代的变迁和家庭的变故相互交织，把女性的叙事角度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从而给出一份苏联时期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文学记事，作者因这部小说获2001年“俄语布克奖”，是该奖创建10年后的首位女性获奖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1947年生）少时随担任外交官的父母生活在巴黎，他的小说《好的斯大林》以斯大林身边一位高官与斯大林的关系和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为主线，以独特的角度和方式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心灵历史，小说中的“高官”就是作者的父亲，但这又是一部地道的虚构小说，作者称其中只有“心理的真实”。索罗金（1955年生）是俄国后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2013年发表的《碲钉国》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或曰新乌托邦小说，小说以21世纪中期的欧洲为描写对象，描写人们为获得用特殊金属碲制成的钉子而展开的争夺。在欧洲“新的中世纪”，在阿尔泰山区形成的新的“碲钉共和国”，人人趋之若鹜的“碲钉”成为一个核心意象，它既象征着人类文明的结晶，人们幸福和智慧的源泉，同时也指称黄金和财富，人们内心深处的崇拜和欲望的客体，它有可能还暗指专制的权力、强加的异质文化和入侵的他人思想。正是这一形象的多重内涵和不确定所指，赋予了这部小说以广阔的阐释空间。佩列文（1962年生）的作品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备受追捧，据说连平常只读电话簿的人也纷纷捧读他的小说，2000年面世的他的长篇《“百事”一代》更是一时洛阳纸贵，据统计至今已在全球累计售出350万册。这部小说以准作家塔塔尔斯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苏联人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瓦尔拉莫夫（1963年生）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以中篇《生》成名。瓦尔拉莫夫自称，他的近作《臆想之狼》是他关于1914—1918年间俄国文化生活的文学想象，是“讲述白银时代的个人尝试”。在作家看来，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人们从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思考已经太多，却很少有人从思想文化、个人心理等方面进行描述。斯拉夫人有这样一句古老的祷告词：“愿我躲开臆想之狼。”作家用“臆想之狼”这一意象来概括20世纪初俄国人的精神状态和集体无意识，即一种强烈的焦虑、莫名的冲动和破坏的激情，但在作家笔下，被这一情绪所浸润、所笼罩的那个时代，却又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丰富的时期，饱满的时期，饶有兴味的时期”。
    将这5部长篇作为整体阅读，大致能够感觉并归纳出新世纪俄国长篇小说体现出的几个新特征：
    首先，从创作方法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出现了现实主义传统与后现代文学时尚相互交织的局面。在上述作家中，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索罗金和佩列文均被视为俄国后现代文学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而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的创作却被认为是相对“传统”的。但他们的近作却显示，典型的后现代作家似乎越来越注重情节叙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索罗金的创作，《碲钉国》虽然并不好读，但与他之前的小说相比已然十分“传统”了；而在乌利茨卡娅和瓦尔拉莫夫的小说中，我们却不难发现一些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影响的痕迹。其次，从体裁属性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呈现出了某种交叉性和合成性。在这5部长篇中，《好的斯大林》和《臆想之狼》似乎都在有意模糊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体间的界限，《碲钉国》把乌托邦小说、社会讽刺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的特征融为一体，《“百事”一代》的体裁属性更为模糊，其研究者给它戴上了众多帽子，如“广告话语小说”、“宗教神话小说”、“商场暗战小说”、“社会寓言小说”等，这些定义是小说题材意义上的，也是体裁意义上的。最后，从作品内容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表现出某种非情节化、非英雄化的趋向。这5部长篇，无论是地道的后现代小说还是相对传统的小说，都不再具有饶有兴味、贯穿始终的清晰线索，情节也并非始终围绕主人公展开，即便有主人公，也与俄国传统长篇中的主角不同，似乎不再是作者倾注情感着力塑造的对象，而往往遭遇到某种扁平化处理。长篇小说主人公的“非英雄化”，既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文学潮流对于传统长篇小说创作范式的冲击和解构之结果，但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生活自身的多元化、碎片化和非逻辑化等现实现象在文学中的显现。但悖论是，即便在情节淡化、人物扁平的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中，我们分明仍能感觉到俄国文学的某些传统特质之渗透，比如对民族历史充满反思的追溯，对社会现实不无悲悯的关注，对人及其生活既温情又超然的观照，对文学及其力量既坚定又疑虑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5部小说的作者均与中国有着种种关联。除这5部长篇外，他们的其他作品也有被译成汉语，如佩列文的《恰巴耶夫与虚空》和《黄色箭头》、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俄罗斯美女》、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和《你忠实的舒里克》、瓦尔拉莫夫的《生》、索罗金的《暴风雪》等；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曾多次访华，佩列文据说也曾悄悄旅行西藏等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佩列文和索罗金这两位最重要的后现代作家的小说中，所谓“中国题材”都占有一定分量，索罗金在《暴风雪》中写到作为“向导”的“中国医生”，在《碲钉国》中也写到“莫斯科的中国人”；而对东方宗教极感兴趣的佩列文，其长篇《恰巴耶夫和虚空》更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一部“禅宗佛教小说”。
    在一片“作者已死”、“小说已死”的哀叹声中，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作家们仍在积极写作，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仍在不断面世并产生影响；21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的样式和风格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相比已显出越来越大的差异，但它们无疑仍是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强大的俄国长篇小说创作传统的继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