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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三年，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晃荡在贝尔蒙特公园。我在小说里称这段时间为“转来转去的时光”。在公园里干什么呢？说起来好像一个玩笑，就是看斑嘴鸭。 我要强调的是五月，从五月初到五月末的每一天，早上四点到九点，再从下午的五点到八点，我会拿着蜻蜓捕捉网去公园，赶走那些乌鸦和流浪猫，目的是不让它们把刚刚出生的斑嘴鸭叼走了。这种热情，我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产生的。反正我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生动而赤裸的真实的现场，在这里，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可怕并且悲哀的事。是的，自斑嘴鸭在贝尔蒙特公园孵蛋，好多次，我目睹了生命中出现的“那一刻”，命中注定无法逃脱的“那一刻”。对于喜欢动物的我来说，不知不觉就被卷入到日常最艰难的情感：敬畏与绝望。必须通过生命和苦难才能体验的敬畏与绝望。那些我保护过的斑嘴鸭，一个个去了真正的自然，跟它们也许永无再见，但与它们“相处”的过程中，却不止一次地发现了它们与现实生活中“我”的关系。 是的，人总是在某一个地方，总是要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做什么。在那些日子里，我突然看见并发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在贝尔蒙特公园的池塘里，一只斑嘴鸭用静静的沉睡来承受突来的各种苦难。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但斑嘴鸭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记载。这时候我就想：也许因为我的在场，它的苦难和生命力才有了无法企及的意义。好像现在，当我用笔记载斑嘴鸭的故事时，斑嘴鸭就成了我写作的移位。成了文学的移位。斑嘴鸭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是它自己用生命写在自然中的故事。 再说我眼里的日本人。在日本岛国， 6世纪末圣德太子的17条宪法的第一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讴歌的是以和睦为贵的理想，虽然后世对此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是我认为这句话里渗透了日本社会深处的那种共同连带、相依相存的文化精神。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本性其实是十分朴素的。日本人宁愿花费时间或者说宁愿愉悦时间。日本人的传统不仅是创造价值更是提高价值。好比日本的工匠艺匠，被完美出来的形态是花鸟风月以及能以及茶道。川端康成为了写好一篇文章，用手工制的茶碗喝玉路茶。茶壶上刻有「竹窗满月点苦茶」的诗句，哀伤得无止境，美得无与伦比。但如果将此看成日本的民族性的话会过于简单。日本是一个纵向社会。不太好形容日本的纵向社会的形象，我能想到的形容也许就是一个组织体。说到组织体，应该是由个别的成员为了实现全体的目的和利益所集合而成的集合体。这种情形下，你说它是纵的也好，你说它是横的也好，为了追求共同的目的和利益，成员和组织之间有一个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相互达到权利制限的一种默契。那么，纵和横有什么不同呢？简单地说，纵可以认为是强力制限成员的自我权利，而横则是比较弱地制限成员的自我权利，个别成员的自由度相对纵来说比较高。 我在日本的出版社和区役所工作了很多年。如果不曾在这两个地方工作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部小说。我的感受是：纵向社会里各个成员为了全体目的而奉仕出所有权利，作为回报得到的是安定的生存环境。具体地说，为了全体的利益，个体成员被要求有抑制自我欲望的「忍耐力」。忍耐的报酬是生存的安宁。职场里，日本人很少在表面上闹矛盾。表面和背后完全不一样。也许可以形容为隐形人。我之所以写了这部小说，是因为我有机会参与到这个纵向的社会，有机会活动在这样的组织体，有机会感受并扩大思考。 但真的动笔是从那天开始的，也就是我买了一个三面镜。通过它我可以看见我的前后左右。我只看镜子，镜子里面除了有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还有一个立体的我。还有隐约的黑斑皱纹。关于真实性和虚幻性，关于不确定，关于概念以及所有能想到的其他的事，突然给了我写故事的灵感。继而是写作的冲动。我突然想写贝尔蒙特公园，想写斑嘴鸭，想写役所，想写所谓组织体中的日常中的家庭中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我没有能力将我的感受和思考理论化，所以只能用小说的形式来叙述描述。敬畏苦难和生命，这不是我新创的观点，但如果我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它的话，它就会成为我绝对的原创。 因为斑嘴鸭和役所一直萦绕在心头，文字会自动地从脑子里跳出来。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动笔，我会在饭桌上写四五个小时。从动笔到完成，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写完的故事不如我想象得好。想象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写得很好。但是我已经尽力了。这一次写作几乎是纯粹的生活日常和感受。我没有思考什么，我只是想还原某些有生命力的东西。为了这个故事读起来有临场感，我选择了第一人称。我构思每一个人物和每一个场景，从头到尾是一种流动着的连续。小说与生活的真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说我有什么感想的话，就是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意外，会导致出一连串的危机与破灭。但同时我又感到生命具有修复的力量以及无法挽留的悲伤。 每年夏之将至，斑嘴鸭必来贝尔蒙特公园。 再一次感谢《收获》杂志，让我倍受鼓励。将稿件给王继军老师的时候，我依然是战战兢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