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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文学批评也有几十年了，几十年来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还是收获了很多很多的喜怒哀乐。 要说时间的话，或许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在乡下当知识青年，前途渺茫，但那时候对读书仍充满极大的兴趣。我尤其喜欢论辩性的文字，当然能读到的书籍少得可怜，我侧重于读几本理论色彩很浓的马恩著作，比方《反杜林论》，还有鲁迅的书，甚至当时上海出的《学习与批判》杂志，我也是每期必会找来读的。我也试着写一些论辩性的文章，但这些文章既没有发表，也没有留下半点纸片，可以想象，那是一些多么幼稚可笑的文字。但我同时也相信，这样的经历无形中也在训练我的文学批评思维。 真正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是在80年代，更具体点说，是我1983年大学毕业来到文艺报社工作后，因为工作直接与文学理论和批评发生关系，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这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幸运。那是一个让文学理想之花激情绽放的年代，我们沐浴着80年代的文学精神一路走过来，因此一直心存对她的眷念。新时期之初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拨乱反正”的反复较量后，头脑中的种种思想禁区逐渐被撤除，特别是随着一大批在“十七年”和“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作家被“解放”，一些在政治斗争中被定性为“毒草”的文学作品被“平反”，文学界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不期然地到来了，从而带来了80年代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那时候，我们被各种新奇的理论所震撼，这些新奇的理论也激活了我们的大脑，各种“奇谈怪论”由此应运而生。我们聚在一起，就愿意“高谈阔论”，每一个人都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见解。相聚和讨论，成了80年代的文化时尚。“沙龙”一词在当时并不流行，可那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沙龙”式聚会，或者在我们的单身宿舍，或者在下班后的办公室，或者在某一个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某次会议的间隙。我们当时还年轻，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甘愿挥洒在相聚和讨论上。我们讨论的话题固然从文学出发，但不时却会扩散到政治、哲学与历史，而扩散开去有时就收不回来，有时又回归到了文学。我们的讨论是热烈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态则是平等的，谁都可以反驳他人的观点，谁同时也会认真倾听他人的申辩。当然那毕竟还是乍暖还寒的时代，我们的耳边不时还会听到政治的警钟在敲响，但这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我们的相聚和讨论，在这样的小环境里，我们感受到了心灵最大的自由，思想的激情在自由地释放。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才体会到那种心灵的自由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精神享受！说实在的，当时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斗争和批判声音，加上我们身处工作岗位的特殊，让我们不得不常常绷紧思想的弦。但我们不能指望别人给你自由，因为别人给予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看来，我们能够在当时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心灵自由的空间，实属不易，当然我们也在这个空间里真正享受到自由的愉悦。还得感谢我们那时候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终究还是年轻气盛，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大的群体，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在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心灵自由的小空间，那时候没有QQ、微信、互联网等迅捷的交流方式，但我们仍能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流不同空间的相聚和讨论。那时我们都很珍惜出差的机会，到了某一个地方，办公事往往变成了次要的任务，首要的则是和当地的朋友接洽上，参与到当地的小空间里，在异地也来一次相聚和讨论。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批评搭档潘凯雄。我们俩曾一起从大学来到文艺报，在一个办公室，一起编稿，也一起参与到当时热烈的文学讨论中。也许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吧，我们常常在观点上能达成一致，于是我们成了一对“批评双打”，一起合作撰写批评文章。但潘凯雄比我更有恒心和毅力，经常是他催着我甚至逼着我动笔写文章。如果不是我的这位好伙伴的敦促，也许我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好吧，那时候，常常挑灯夜战赶写文章，或者趴在资料室里翻查材料，现在想想也是顶累的活儿，但那股文学激情和理想精神，至今也不会忘记！ 新世纪之后，我从文学报刊的岗位来到了东北的一所大学。工作的变化也带来视野的变化。过去仿佛置身于文学现场，进大学后，则可以站在岸上冷静地望海观潮。大学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环境，我可以钻进象牙塔里做自己的学问，但《文艺报》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风眼，一个聚焦点，一个风浪的旋涡，我在此工作了一二十年，耳濡目染，使我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文艺的最新动向、最新潮流，也逐渐培养起我的问题意识。正是这种问题意识，让我在大学封闭的空间里打开了一扇窗口，我觉得很有必要将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衔接起来，这使我的文学批评到达了一个新的起点。 我越来越发现，当代文学研究必须与文学批评结合在一起，文学批评能够使当代文学研究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所有文学研究的领域中，唯有当代文学是没有终点的，这意味着当代文学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当代文学的这一特征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极大的刺激和挑战，因为你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活的机体，在你的研究过程中，当代文学仍在不断地生成出新的因素。当代文学的生成功能与当代文学的研究就构成了一种张力，一方面，研究者试图左右或预示这种生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生成的现实又在改变或扭曲研究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当代文学中的一部分，它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它自身。如果把其他的文学研究如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界定为是对“他者”的研究，那么，当代文学就不完全是对“他者”的研究，而应该是一种对“自我”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在研究对象中看到自我的影子，如果研究者看不到自我的影子，那只能说明他的研究没有抓住当代文学的根本。换一个角度说，其他的文学研究是在阐释历史，顶多是在建构历史，而当代文学研究则应该是在生成历史。所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同人们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因为这种研究更富于创造性，它是参与到创造当代文学经典的过程之中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特征就决定了它与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文学批评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使研究者能够时刻保持着与不断变异着的当代文学实践的联系。 当代文学批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无论是批评家阵营，还是批评方法和批评理论，与80年代初相比显然可以看到明显的进步和发展的程度之大。特别难得的是，今天的文学批评现场更加看重批评家的主体精神，更加强调批评家的独立品格，因此也就带来文学批评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有不同的批评个性，也有不同的批评样式，有的是犀利尖刻的批评，但也有非常谦逊的批评；有的是充满着破坏性的批评，但同样也有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可以说这是一个批评百家争鸣的时代。百家争鸣是建设一个良好批评生态的基础，但坦率地说，文学现场一直以来并没有给百家争鸣提供一个良好的批评生态环境，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从根本上说要从文学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的宏观角度来考虑，才是解决问题之本。但我想对于批评家个人来说，应该认真对待文学批评的伦理问题。 每一个专业的文学批评家，首先应该恪守一些基本的文学批评伦理。那么什么是文学批评的伦理？所谓文学批评的伦理，就是指人们在批评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是从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出发而设定的，是为了彰显文学批评的宗旨和目的，强调文学批评的伦理，并不是要求批评家都成为道德圣人，也不是要求批评家所写的文章都是道德文章，而是为了让文学批评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学批评，是为了尽量真正减少非文学的因素，伤害到批评的实质。 从这个角度来说，提出文学批评的伦理问题，不过是要求一个专业文学批评家应该遵守伦理的底线。文学批评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无论是说好的批评，还是说坏的批评，都应该是一种真诚的批评，这样才会使批评具有信服力。真诚，这是文学批评家必须恪守的批评伦理。所谓真诚就是对文学批评抱有真诚的态度，是期待通过文学批评达到弘扬文学精神的目的，是要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传递真善美。因此，文学批评尽管会不留情面地揭露文学创作中的问题和缺陷，但这种揭露从根本上说是具有建设性的。 真诚，同时也就意味着批评是有一说一、言之有据的，因为真诚是和真实联系在一起的。真诚同时就还意味着善意，也就是说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最刺激的言语，都是带有善意的。有人针对现在的文学批评一味地说好话，就积极倡导否定性的批评，这样的倡导一般来说也是对的，它有益于改变目前不良的批评生态，但是否定性的批评同样需要恪守文学批评的伦理，否定性的批评会很尖锐甚至刺耳，但只要你的态度是真诚的话，尖锐刺耳的话会说得在理。 而且当你抱着真诚态度进行否定性批评的时候，你也会很慎重，很严谨，你就会遵循着一个最小伤害原则。“最小伤害原则”是从美国新闻工作者的伦理规则中借用过来的。美国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订立了一个伦理规则，其中就有这样的话：“对那些可能受到新闻报道负面影响的人表示同情。”这就是说一个职业的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在新闻报道中揭露社会的问题，但是他又要谨慎地注意到这种揭露不要伤害到无辜。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最小伤害原则”的伦理规则，最小伤害原则所强调的是一种同情心。所以真诚是跟同情心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一个真诚的文学批评家自然是富有同情心的。 真诚在文学批评伦理中，还特别意味着面对学术的真诚，也就是要求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向内对自身的言行做出规范要求，使自己恪守真诚。哈贝马斯对人类的言行进行了分类，分类的原则是根据行为的不同性质和目的。以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来处理文学批评，我以为基本上有两种行动，第一是策略性行动，第二是沟通性行动。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策略性行动是私人性的、合理的，以追逐自己利益而采取行动，是最终的诉求。沟通性行动则是公共性的，理性的，将私人利益之考量完全凭借在外。因为在商业社会中，策略性行动是支配性的，也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在文学批评中也就难免存在着大量的策略性行动的文学批评，比方说所谓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媒体批评，这些都可以归结到策略性行动的文学批评。当然策略性行动在商业社会具有合理性，因为商业社会就是以追逐利益为最大原则的，文学作为文化产品自然也要进入商业流通渠道，当它以文化产品的身份出现时，它必然要遵循商业社会的规则。但这样的文学批评只能在商业流通环节中有效，比如出现在图书市场的宣传广告上，出现在市场化运作的媒体上。但如果一个文学批评家在学术性批评中也采用这种策略性行动，那就是一种严重丧失批评伦理的行为了。哈贝马斯认为，学术研究、科学研究这种追求精神价值和探寻真理的行为，必须以沟通性行动来行使，否则你所做的学术研究或者科学研究只能是伪学术、伪科学。沟通性行动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行动中的言行是真诚的。今天我们的学术交流不畅通，文学批评中的对话关系很紧张，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缺乏足够的真诚性。所以谈到文学批评伦理，真诚是伦理的第一条。 转眼间我已到了人生暮年，如果我还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的话，就以真诚作为对自己的告诫吧！ 相关阅读 批评家贺绍俊：披着80年代的霞光 贺绍俊：短篇小说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 贺绍俊：当代文学的理想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