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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文清丽的新长篇小说取名“光景” ，“光景”是小说女主人公“姑姑”常用的词，是陕北方言，表示“日子”或时光。这部长篇小说要记录的就是一段日子，一个普通渭北农家从上世纪40年代到新世纪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的日子。之所以一定要用这样一个土得掉渣的词，是因为这个词非常“入味” ，能够让我们品味到那个特殊地域特定阶段的生活的原汁原味。 作者曾说，“这篇小说我想用指尖、用灵魂去触摸我的故乡。用微史视角展现乡亲的婚丧嫁娶、头疼脑热，展现他们柴米油盐、鸡零狗碎的生活常态。 ”所谓的微史视角，也就是微观历史的视角，是用个人化的视角来看历史。具体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我”爹娘，“我”姑姑，“我”三叔，“我”大哥、二哥的故事。也就是说，是通过家庭史的角度来看待半个多世纪的乡土历史和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的情感轨迹。这样一种微史视角恰好也是文清丽所擅长的。正如评论家张志忠所说，文清丽的女性军旅小说普遍有一种“亲历者”的效果，仿佛决意要把读者带到她的生活现场。她多用第一人称叙述，是带着强烈的表达生活的渴望进入生活核心的冲动。她还有多一半作品是写城市女性，这些作品可能因为没有拘束，写得更是挥洒自如，同时也一改那温馨的笔调。她在透视生活本质的时候，更贴近了人的精神本质。这种“亲历者”效果体现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文清丽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人物似乎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原型” ，一个出身乡村、热爱文学的女兵后来成长为一个师职专业作家。这个人物“原型”无疑有文清丽本人的影子。她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渭北一家人》讲述的就是大哥、二哥两个农家子弟成长为将军的故事，是她本人的家庭史。 《光景》可以视为《渭北一家人》的虚构版，是作者真实经验底色上的再创造。与《渭北一家人》以两个哥哥为创作重心不同的是， 《光景》的叙述焦点是“姑姑” ，一个乡村女性的情感史与心路历程。这个美丽、多情、自主而顽强的姑姑形象也来自于“一个出了五服的姑姑” ，仍然带着作者的体温。 长篇小说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以家族历史作为长篇小说的基本构架来表现长时段的上世纪中国历史的作品可以说数不胜数。但大部分此类作品都包含了宏观历史的视角，包含了创作“史诗”的野心，以家族故事来印证时代发展大潮，该有的重大历史节点都会在这个家族故事中投下影子，并且得出与历史教科书相同的结论。文清丽的《光景》绝没有这样的历史“包袱” ，她着眼于一个普通家庭的柴米油盐，着眼于一个普通女子的人生轨迹的现实延展，虽然这个家庭也必然受到大历史的潮流的冲击。就像王安忆的《长恨歌》 ，外面文攻武斗，不影响上海小弄堂里老克勒们的小资情调生活在继续。并非所有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基于微史视角，才能还原历史的真正复杂性与丰富性，补足正史叙述的单调性。 《光景》以姑姑这个乡村女性的情爱经历为主线，叙述了一个普通中国女子多情而丰饶的一生。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要旨在于通过叙述、通过形象来揭示人性的秘密，折射所处时代的普遍状况。通过爱情来揭示人性无疑是最好的途径。但坏的、俗滥的爱情故事只到爱情为止，甚至于把爱情神话化，远离人性的真实。好的爱情小说则不仅深入人性的堂奥，并且折射出人性与当时社会交织的斑驳光彩。文清丽擅长写女性，也擅长写爱情故事，这或许是她的上一部长篇小说《爱情底片》和这部作品同样选择以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为叙述焦点的原因所在。不同的是， 《爱情底片》写的是当代都市女性的爱情故事，而《光景》书写历史岁月中乡村女性的爱情故事。不同的时空设置，却同样的运笔自如，展现了文清丽在这一创作领域的深厚功力。 近来，“新女性写作”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参与发起这一话题的评论家张莉认为目前的女性写作与时代对它的期望是不相配的。从女性文本里，能够真切感受并辨认出我们时代性别观念的变化的作品不多。应该说，自“五四”以来，表现知识女性（往往投射作家个人经验与思考）的自主性身份的探求的作品并不少，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男、陈染、林白等人的创作也掀起了一股女性主义创作热潮，但女性主义作品的日渐标签化与模式化使得严肃探求女性自主意识、批判性别权利不对等的作品越来越少。在《光景》中，文清丽成功创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大胆追求个体幸福的乡村新女性形象。姑姑始终以自己的真实感受为人生重大抉择时的关键依据，她在与男性的情感交往中始终占据着主动，对得起别人，也不委屈自己。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在乡土文化和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最好的养分，通过秦腔等民间艺术濡养了自己爱美重情的天性。同时，她对于家人也是全身心地付出与投入，不计得失，“我”大哥、二哥先后在她支持下走出农门，创造了自己人生的辉煌。这样一个自主、美丽的乡村新女性形象寄寓了作者对淳朴的乡土文化的思念，也寄托了作者对未来女性理想形象的向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