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花》，写的是一种乡野之花，也可说是贾平凹一个心结之果。伴随着作者心结的释放，少有简单的快感，更多的是窒息与虐心之痛。读者不得不去思忖这个女孩在被拐卖后，是如何在一个小山村里完成自我蜕化的。
    她叫胡蝶。穿着500元高跟鞋，城里房东说，谁会觉得你是乡下来的啊？至此，她已化作一种符号：从农村向城市进军的群体的符号。当黑亮爹把高跟鞋吊在井里时，她已经被拐卖，成为被拐卖群体的符号。当她去问老老爷，一个族长式的代表着法律、道德、权力的符号时，老老爷扔给了她一张星图。这使一直在墙壁上划道计算日子的胡蝶困惑，无法看懂老老爷的隐语：是天书，天启，还是让她认命？一句“只要配合，就会有幸福”，似乎答案揭晓：认命！
    转换完毕，作者用黑亮的嘴给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哩，城市就成了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
    的确，在传宗接代这个个人利益的最高级上，一切儒家的仁义理智信，法律的威严，全是扯淡。但，如果把城市与农村对立化，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城市和农村在拐卖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不是因为有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别而有了拐卖。城市与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它们的载体。但这也只是一种表相。根本是贫富差距。深挖下去，农村与城市，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不同。认知不同的背后隐藏着文化的滞后问题。
    把农村与城市比作两个平行平等的空间。“胡蝶们”的遭遇说成“空间穿越”，好像有戏说之嫌，但现实生活本身，我们无不在面临着这种“被动的遭遇”。情感的、文化的、地域的、物质的。而这种被动是大众化的、常态化的。太多时候我们没得选择，只能“执行”。其中有群体性的盲区所致，也与我们个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有关。
    “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如果诚如贾平凹所说，我想，这个“胡蝶”用最温柔的口吻让我们感受一次最残忍的人性变迁。因为我看不到反抗，看不到痛苦，看不到屈辱、看不到觉醒，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说着与自己有关又似乎无关的事。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无所谓，那么理所应当，那么娓娓道来。如果这是我的错觉与武断，那么用另一种表述，可否说是痛苦反抗后对屈辱的冷静麻木，或者说冷静后麻木的善良？
    这种穿越是被迫的，是以特殊的形式——拐卖、获救——来完成的。最终又由被动转向了“主动”（作者写的虚虚实实）：为了那个身体里出来1-1=2的果（孩子）。这是人性对野蛮的妥协，形成了一种惯性的所谓文明。这是同一空间中N种维度下的果，是文化、文明、物质富有度合力下的结果。
    小说中，用“胡蝶”的嘴讲述她在富足与贫穷，文明与野蛮中的遭遇。这里自有新的试探，但终究不过是作者所能做和能做到的。想来贾平凹也难逃“文人情怀”这四个字的包围。
    “胡蝶们”更多关注的是当下。这是人存在的首要条件，然后才是价值。也是人性的最初始的要求。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社会的进步，群体的进步，是需要代价的，甚至要以有意无意地牺牲局部利益来换取整体进步。
    就此而言，无论是“胡蝶们”选择了农村，还是时下漂一族，“凤凰男们”选择城市，皆是人性使然。但在人性的尊严面前，贫穷与富有，只是给人性加了一副可以度量的眼镜。
    纵观贾平凹的写作，《浮躁》《废都》《白夜》《土门》《秦腔》《高兴》《古炉》等，似乎总有一个站在作品后面的人，在凝视着这个世界，打量着作品中的人物，沉思着过往。遗憾的是，这凝视、打量、沉思，只停留于关注的层面。
    除了言情、言事，贾平凹更是言心。当社会，世事变迁中人我是非投射进贾平凹的心底时，他就像一个凹透镜，聚焦并反射出去成为火焰，不一定非要烧死什么东西，但有心人一定会感应到那火焰中那颗心不一样的温度与不一样的跳动频率。
    “老鼠在咬着箱子，与我们一样，睡在夜里的胡蝶很高兴，解恨地心说，咬吧，咬吧，也帮我把这黑夜咬破！”这是贾平凹的隐喻吗？如果把拐卖、城市吸人比作黑夜，那《极花》无疑只是掀起了一角。太多轮回的夜，需要太多那不起眼的“老鼠”，看似只是无聊，用磨牙的方式撕咬来完成，但那是希望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