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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心太软

http://www.newdu.com 2020-07-15 《小说评论》 严歌苓 参加讨论

    我从来不知道,心软是不是个毛病,是好毛病还是坏毛病。我小时外婆常说:“这孩子心软得跟糍粑一样。”她这样说,抱怨是假,炫耀是真。我四五岁时,有时吃着饭就会莫名地长叹,外婆玩笑地说,又不知想起哪个可怜人了。我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也是“xxx好可怜哦!”街上碰到乞丐,我总把自己仅有的零花钱给出去。其实外婆也常犯心软的毛病。阴雨连绵的天,她就会愁,喃喃地说:“老天爷,别下了,再下稻子都要烂在田里了,乡下人就可怜咯……”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了,她也愁:“老天爷,下点雨吧!不然要旱了,乡下人又要逃荒咯。”那时候逃荒的人真多,外婆常常隔着木栅栏递出去剩饭菜或旧衣物。外婆家的门总是打开的,门内装了一扇木栅栏,高度到我肩膀,为了阻拦我往外跑,却不妨碍我间接参与大院的小朋友们游戏。我记忆里,木栅栏就是外婆的私人赈济窗口。有一次栅栏外来了个背婴儿的年轻女人,手里拎着一个木盆,盆内外都雕了花,她说自己和孩子就是乘坐这个木盆从洪水里逃生的,现在打算用这个木盆换十斤米。外婆告诉她木盆是好东西,该去市场寻个好价钱,然后用海碗装了一碗米倒给了逃荒女人。很久过去了,外婆还会唠叨:那是个好人家的女人,看看那个木盆的工料就晓得咯。有一次外婆带我去吃早点,餐桌摆在街边上,我刚拿起大饼夹油条,就被横空里出来一只手夺走了。外婆在一边端豆浆,看见劫匪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转眼间已经窜到马路对面,外婆把豆浆往这边马路牙子上一顿,指着豆浆与他隔空喊话:“那,这也是你的!讨饭的好好地讨,看你把我孩子吓的!”说完她拉着我走了。外婆对自己很省,买早点只买一份,没她自己的份。那天早上我那份就全给了乞丐少年。
    心太软在我母亲那儿,绝对是坏毛病。那时她和父亲不宽裕,所谓家道中落,大概就是那个局面。父亲在那个年代被削减了工资,有时月初和月底的开销衔接不上,母亲还羞答答地向我和哥哥借过钱。我的钱包是个大号擦手油盒子,记得那擦手油当时很有名,叫“百雀羚”,我总是在盒子里装几个硬币。祖母每月给我和哥哥各一元钱,总是一张抖落起来“咔咔”响的崭新钞票,哥哥总是把它夹在大本子里,月复一月,几年后就成了不小的小金库。我呢,拿到钞票立刻换成零钱,每天带几分出门,假如在我买零食之前碰到乞丐,我的零食就牺牲了,把小盒子里的分币悉数倒在向我展开的手掌上。我对伸向我的手掌来者不拒。那些手掌都是怯懦的,自卑的,理屈的,我从小觉得拒绝这样的手掌是人生大难题。母亲在这种场合很不给乞丐面子,也不给我台阶,硬是扯开我,脸很严厉。事后她会委婉地教育我:将来家里还不知会怎样,你们长大起来,我们老辈能不能帮上你们,都是未知数,你应该像哥哥那样学会存钱,不能做“脱底棺材”(上海话:流氓无产者,或者败家子),钱到手就乱花。跟外婆比,母亲的忧患意识更有现实感,因为父亲和她的境遇似乎就是一夜间恶化的,邻居的孩子们就是一夜间离开家去当农民的,当了农民,自己都难喂饱了,谁能保证你和向你伸手的那个人会不会对调位置。在三五分钱能买一斤蔬菜,几毛钱能买全家一天副食的年代,我每次施舍出去的钱,累积起来,真不能算少。妈妈还似乎在教我一种人生哲学:你一生最大的善行,就是永远不求助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包括父母)对你施舍。而要确保自己一生不祈求他人施舍,就要从不随便施舍别人开始,从珍惜自己手里的每一分钱开始。
    我没有很好地接受母亲的教育,从外婆那里继承的好毛病抑或坏毛病在我身上一再发作。哪怕在我人生最艰辛的年代。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其实比街上向我伸手求得一个硬币的穷人还要穷。我去学校上课的马路,是芝加哥市中心一条热闹大街,走在上面的都是美国的主流人物:律师、银行家、会计师,还有附近两座大学的教授、讲师,因此乞丐们选这里作为他们捕猎善心的重要地带。其实这是乞丐们的误判,美国的主流人物都跟我家莱瑞一样,理直气壮地拒绝直接施舍,因为他们觉得按时按法规交税,就已经是对这个人群施舍了。他们交纳的税款其中一部分会通过社会福利部流向一个个户籍——只要他们保持户籍并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邮政地址,就可以按月收到五六百元。而当时我除了学校支付给我的全部校内消费,包括学费、书费,其实不名一文,房租和饭钱要靠日间餐馆打工,夜间写小说挣来。那条芝加哥金融区的大街到了冬天真是严酷,因为它南北贯通,全市的北风似乎先排灌到这里,再向其他各条街道疏散。所有律师们会计师们都把大衣围巾捂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见那一张张伸向他们的赤裸手掌,似乎这些伸着手掌的人属于另一类生命,跟主流人物的物质密度不同因此不被看见的一类生命。偶然的,那些空手掌上会落下一两个硬币,来自我们学校的老师或学生。这个小极了的施舍人群里有我。我每次路过这个悲惨世界的边缘,总是让一两个伸手的人满足。我会预先准备好硬币,放在羽绒服口袋里,给出去硬币时,我会眼睛和记忆登记一下他(她)的面容,为了下一天换一个人去施舍。可是我连他们一月几百元的低保也没有啊。有一次我发现开了空头支票,遭银行罚了款,欠了银行一百多元的债。我恍恍惚惚地走在同一条马路上,一只手向我伸过来,伴随着一句嗫喏:“Spare me a quarter.(给一个角子(两毛五美分)吧)。”我觉得我好委屈,他是钱不够,而我彻底归了零,比零还要少一百多块!于是我悲愤向他伸出巴掌,大声说:“You spare me aquarter!”
    可是当我收到一两百块的稿费后,立刻就做“脱底棺材”,口袋里装那点儿薄财,让乞丐们不再失望。我的心软没有原则,没有理性,没有逻辑,在我的心软面前,我可以是非不分,包容无限,一个闺蜜斥责我姑息养奸。我想这大概是我成为小说家的重要原因。心软的人无疑是敏感的,对伤害比别人要更知痛。我从小到大遇到的所有向我伸出手的人,我都能感觉到他们在生命的某一阶段受到过伤害。对于我,他们把自己放在那么卑贱的位置,向人们伸手,忍受绝大部分人的斥责和白眼,做这件事本身就是他们在自找伤害。自伤多了,自尊心麻木了,对来自别人的伤害渐渐失去痛感,这恰恰是最大的伤害。可是大多数人不这样想,他们都认为乞丐都是被我这种烂好心惯出来的,恰是我这种人要对乞丐越来越高明的骗术负责。他们指责我的烂好心是无原则,也是自我滥情。我无言以辩,暗暗断定,我的敏感近乎病态。
    正因为又具有这种敏感,所以我对别人的倾诉永远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同情。倾诉欲强烈的人都是心里有痛苦的人,我的许多女朋友,也包括少数男朋友都很爱跟我倾诉。在倾听他们倾诉时,这种病态的敏感使我跟他们产生了一种我称之为“共感“的东西。这种共感让我能设身处地地感觉他们所经历的,所感觉的,所为之痛苦的。“Co-feeling”这个词是昆德拉发明的,我觉得它跟“共鸣”不完全相同,共鸣包含认同,但我倾听到的大部分倾诉在道德伦理上我都无需认同,这却不能阻碍我能感觉他们的痛苦。为了写《小姨多鹤》,我两次去日本山区采访,给我讲她的经历的日本女人们跟我不仅隔着种族,隔着文化,隔着辈分,并且讲述的语言是我不懂的,但我懂她们的痛苦,那种遥远的痛苦由于我的敏感变得很近,近得切肤,于是我掉了许多泪,为父辈的敌人的女儿们掉了泪。于是在写作多鹤这个日本女人时,我企图延续在那些日本老婆婆身边建立的共感力,把这个人物塑造出来了。写作《陆犯焉识》之前,我采访一个在青海劳改营呆了二十七年的老人,他的讲述是含笑的,轻描淡写的,但那痛苦是真切的,深刻的,我能与他共感他当时的妻离子散之痛,饥饿寒冷苦役之痛,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那些二手的痛苦变成了我可以切身体味的心灵肉体之痛。
    没有心软的毛病,我不会在1979年时由舞者变成了写作者,这个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我没有看到战士们英勇出征的样子,我看到的都是痛苦的、流血的、伤残的年轻躯体。他们中没有几个人向我倾诉,但他们眼里、姿态中的痛苦我懂的,共感力几乎立刻就建立了,就从那一刻,我想表达的太多地超过了我的肢体舞蹈。到底我要表达什么,那时我还不清楚,现在我也不十分清楚,写下去,就是在认识清楚的过程中。认识什么呢?认识自己,认识人,天地,万物,还有自己和人、天地、万物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系,终究会怎样。也许认识永远在过程中,但小说写作除了过程还有什么是更有趣的呢?难道最后一页是目的地吗?最后一页是已知,而已知多么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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