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两年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鲁迅的话“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确认识文艺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努力繁荣发展军事文艺，将是我们长期的光荣使命。
    文艺凝聚思想情感，照亮救亡图存的道路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文艺根植于人性，始终滋养着民族精神，特别是在军事活动中，起到了传播信仰、提升境界、凝聚情感、鼓舞士气的作用。
    我军自成立那天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建军的灵魂，而文化、文艺和文学，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在革命之初，红军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与重视文艺工作有很大的关系。红军宣传队承载坚定理想信念、极具感染力的文艺活动，转化为克敌制胜的精神动力，是国民党军尤其是其他军阀部队难以望其项背的优势。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方派遣20多名作家到中国战场，写出了一批所谓的战争文学作品，大肆赞美日本士兵的“勇敢”，丑化中国军民，粉饰日本侵华的本质，欺骗世界舆论。这些作家后来被日本军方洋洋得意地称为“笔部队”。与之对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他们高举抗日旗帜，形成了中国作家空前团结的局面。这期间他们创作出大量作品，用手中的笔来揭露敌人，极其有效地发动了民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作家田汉很快写了一部独幕话剧《乱钟》：事变发生的前夜，东北大学同学预感到战争即将爆发，向政府“请枪”抗日，遭到拒绝，大家义愤填膺，正要到兵工厂取枪，外面传来炮声，日军果然不宣而战，接着传来少帅不准抵抗的命令。在枪炮声中，学生悲愤地敲响了校钟，拿起武器，自发地组织了抵抗运动。
    这个独幕剧以犀利的视角洞穿了日军的阴谋，赞扬了民众的爱国激情。流亡在上海的东北学生很快就把它搬上了舞台。“九·一八”事变仅几个月后，日本海军故伎重演，又在上海派出僧人闹事，企图嫁祸于中国民众，发动战争。有资料显示，就在东北大学学生在上海演出《乱钟》的时候，日军进攻闸北的枪声响了，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剧中的情节和现实的事件惊人地吻合。这些学生演员后来成立了抗日义勇军，配合十九路军抗战，功不可没。
    回顾革命战争年代，那些家喻户晓的文艺作品，很多都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极好教材。这些作品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优秀中华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疆场、建功立业。
    军事文艺塑造英雄品格，激励人们奋勇直前
    什么是英雄？我认为，就是那些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人，给予我们希望的人。而在英雄的成长历程中，文艺起到了春风化雨的作用。这一点，我有着切身体会。
    1979年春天，我刚刚参军不久，突然接到命令，准备到南方边境作战。那段时间天天晚上放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整个军营弥漫着浓郁的求战气息。军政治部的文化处长雷河清到我们营蹲点。印象最深的是，雷处长给我们讲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作为革命者的亚瑟——牛虻被判处死刑，在刑场上谈笑风生，“孩子们，枪法太糟糕了，来，朝这儿打！”
    我记得那是个冬天的下午，在我们九连的饭堂前面，房檐还挂着冰凌，雷处长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腰板挺直，目光深邃，眺望着远处如血的残阳，进入到一个忘我的境界。他像牛虻那样，深情地朗诵牛虻慷慨就义前给恋人留下的那首小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牛虻！”这番景象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就是在那样一种氛围中，我们的情绪被英雄的气概点燃了。交上血书，我和我的战友就上了战场。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我的脑子还在回旋牛虻的形象，幻想着在即将到来的战场上，能像牛虻那样英勇战斗，能像牛虻那样笑对死亡。我相信，做这样的英雄梦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虽然我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我们九连首战孤山，抵近射击，全连荣立一等功，被原广州军区授予“炮兵英雄连”。我那个连队，指导员赵蜀川荣立二等功，副班长王聚华被授予“二级英雄”称号，我本人也在那次战斗中立了三等功。
    后来，我经常想，王聚华能够在全身十几处负伤的情况下、怀抱装有引信的炮弹而顽强挺立，指导员赵蜀川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接过炮弹填入炮膛发射出去，从而避免了炮毁人亡的悲剧，是什么精神在鼓舞着他们？战前看的那些电影，雷处长给我们讲的那些英雄故事，有没有对我们九连产生作用？我一直深信，是产生作用的，而且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文艺战士站在时代前沿，成为战斗力的重要构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名军队的女作家选择在立冬之后启程到西藏去。她对领导说，我就是想看看，在最冷的季节里，西藏女兵怎样生活。那时候部队刚刚授衔，文职干部没有军装，她一路上要不停地向部队的同志解释，我是军人，我是军人，是不发军装的军人……就这样解释着，她来到了日喀则第八医院，住在原十八军进藏时修建的土坯房里，四处漏风，枕头边上放着手电筒和治疗胃病的颠茄。她在寒冷和孤寂中坚持了一个多月，采访了上百名官兵和家属。生活积淀的厚度成就了她艺术创作的高度，西藏归来，她写下了报告文学《她们在高原》和《有这样一个文工团》。此后不久，军委机关就下发了有关改善西藏女军人生活条件的通知。9年之后，这位女作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她的名字叫裘山山。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两次南方边境局部战争中，始终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徐怀中、李存葆、程步涛、韩静霆、朱秀海、周大新、雷抒雁、周涛、庞天舒等人先后奔赴战区，创作出《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少女眼中的战争》等作品。作家出现在一线，甚至火线，大大鼓舞了部队官兵的士气。此外，在1998年抗洪、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等近些年重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当中，军队文艺工作者始终不曾缺席，并创作了一大批以此为题材的重要作品。
    事实证明，即便在和平时期，只要面对重大任务，我们军队的文艺工作，仍然是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在最危险的地方，都有文艺工作者活跃的身影。与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同频共振、水乳交融，是军队文艺工作者的鲜明品格。 特别值得我们记住的是，在我军执行历次重大任务中，还有大批活跃在一线的基层业余文艺骨干，他们同时又是战斗员，直接战斗在一线。以我所在部队为例，1979年，惟一牺牲在前线的女兵郭蓉蓉，战前是师业余文工队的演员；广西前线诞生的第一个一级战斗英雄、代理排长王息坤，战前也是文工队的演员；还有一个人，是本师宣传队的编剧，打仗的时候是侦察连的副班长，在战斗中负伤，战后写了短篇小说《遥远的黎明》《横槊捣G城》，他的名字叫何继青；还有荣获二等功的吴子连、张力平、李云、江耀辉……文艺滋养了战士，战斗灌溉了文艺，文艺和战斗就是这样血肉相连。
    当前，军事文艺应引领时代风气，为改革强军提供正能量
    当前，我军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正向纵深发展。在这样的重要历史阶段，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的战斗位置，尽快受领战斗任务。
    应尽快融入改革强军的现实语境。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是整体性、革命性变革，前所未有。我军从几十年前沿袭下来的传统模式中脱颖而出，整体风貌迥异于我们的传统经验，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到改革一线，密切关注深化改革的“风雨雷电”，感受强军风采，洞悉强军内涵，捕捉强军信息，特别是研究新结构、新编成、新任务之下军人的情感命运和矛盾冲突，掌握一手的鲜活资料，在更大的坐标、更高的起点上讲好强军故事。
    应尽快熟悉未来战争特征。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造就了一大批亲历战争和目睹战争的作家和艺术家，创作过许多具有思想和艺术双重价值的文艺作品。如今，时代又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再以传统的战争经验来书写未来战争，必然是可笑的、捉襟见肘的。因此，我们要开阔视野，了解未来战争的目的、手段、样式等基本命题，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和贴近未来战争实际的作品。加强信息化战争军事理论修养，是强军目标为当代作家和艺术家赋予的全新课题。这一课，必须尽快补上。
    应加强队伍建设。“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文艺事业要实现繁荣发展，就必须培养人才、发现人才、珍惜人才、凝聚人才。”投身改革强军，书写人民军队新的篇章，必须有一支热爱军队、熟悉军队、面向未来、预见未来的文艺队伍。除了依靠现有文艺工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需要加强军事文艺教育，着力培养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确保后继有人，确保理想信念始终成为军队文艺创作的生命线。
    应加强艺德修养。改革强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大变革必然带来利益调整。大局之下，包括作家和艺术家在内的每个人，都必须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军队利益。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创作的每一部优秀作品，我们个人做出的每一份奉献和牺牲，都是中国梦和强军梦的一部分。不为任何利益驱使，不为任何私利动摇，讲好强军故事，塑造强军英雄，传递强军力量——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