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人民文学杂志社、重庆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范稳长篇小说《重庆之眼》研讨会”在京举行。
    专家认为，《重庆之眼》是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具有创新意义的力作。
    特节选研讨会专家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李敬泽（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关于抗战的书写，关于抗战的叙事，一直是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的脉络，这个脉络一直延伸到现在。这部作品对于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在几十年来抗战书写的脉络中不断推进都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抗战这样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如此至关重要，气壮山河的民族苦斗，这样一次民族在苦难中的奋起战斗，我们文学的书写，应该说还是不够。我们一直期待着在这样一段伟大历史面前，能够产生真正的史诗性的作品。就范稳来说，从《吾血吾土》到《重庆之眼》，能自觉地投入到抗战史的书写中，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责任感，以及他自身在艺术上的雄心、志向。《重庆之眼》不仅仅是记叙了我们民族历史上那悲壮的一幕，而且写出了民族的精神，既有对大的历史的把握，也有在大历史中对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个生灵的形象、性格的充分展现。
    许正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副司长）：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刚刚公布了2017年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二期）项目，《重庆之眼》这部作品入选其中。《重庆之眼》给我们策划出版重大题材精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是要具有做好重大题材出版工作的强烈责任感和敏锐眼光。面对“重庆大轰炸”这段厚重的历史，亟需更多有分量、有深度、有震撼力的作品，体现英雄之城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这段历史，《重庆之眼》充分做到了这一点；二是要具有打造重大题材出版的精品意识，体现工匠精神。作家范稳先生查阅了超过400万字的文史资料，采访了超过20位当年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历时三年完成了这么一部作品。《重庆之眼》的责任编辑多次与作者深入讨论初稿，精益求精。
    陈兴芜（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
    “重庆大轰炸”一直是我们重点关注和挖掘的题材，近年来我们与全国史学界的专家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包括“重庆大轰炸”在内的抗战大后方历史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和丰富的呈现，但遗憾的是还缺乏以文学形式反映“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精品力作。为此，我们与范稳先生进行多次沟通研讨，最终达成了出版《重庆之眼》的共识。范稳先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入采访潜心创作，书稿成形以后又反复地修改打磨，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经过作者和出版编辑的精心打磨，最终呈现给大家。
    高明光（《求是》杂志社原社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名誉会长）：
    长篇小说《重庆之眼》在挖掘抗战大后方历史方面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重庆之眼》写的是大后方广大群众在抗战中所受的苦难和做出的奉献，写作角度比较特别。小说没有刻意去教育人们应该怎么样，但始终蕴含着一种精神，无形中使人内心深处受到教育和震撼。作品以对日本的起诉索赔为线索，把“重庆大轰炸”的事情一件一件串起来，这样不仅使得历史有了现实感，还使得现实有了厚重感。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范稳为这部作品下的工夫确实让我们感到敬佩，他不仅在重庆周边“扒书”，找到“活”的资料，还在各种档案里面查阅，另外他自己还去日本找战争的亲历者和资料的持有者，反复去探访、核对，使得这部小说在非虚构的底色中达到了一种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平衡。如何在战斗中激发出我们民族的心志，尤其如何在战后修复和生长我们自己民族应有的心志，这样的一种主题，这样的一种思想探索，以前我们的作家也很少涉及，但范稳却在作品中写得非常充分。如此用心，如此用情，用正声来写，才能有这样一部好的作品。对于中国文坛来说，这部关于“重庆大轰炸”的长篇小说的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范稳用爱国主义精神来写《重庆之眼》这部作品，倾注了他的感情，倾注了他的辛勤劳作。我对范稳这部作品特别佩服的地方是他运用了一种叙事的网状结构，这个网状结构使得他的作品极大地增加了丰富性。作品里面有丰富的人物描写，包括像唐老三这样的人物看起来是闲笔，实际上还是把生活的丰富性写出来了，非常难得。范稳到日本、重庆做了大量的田野作业，只有拥有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写作精神，才能有好作品源源不断地出来。
    胡平（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抗战题材创作是国际反法西斯题材创作的一部分，从中可以体现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然而，我们过去此类题材创作还比较弱，写战争写抗战的时候，着重写侵略和反侵略的主题，缺乏人性深度，因而在世界上还缺乏影响力。范稳的《重庆之眼》角度完全不一样，它立足于揭露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作品一条线写重庆大轰炸，一条线写索赔，后者仍然在揭露重庆大轰炸反人类的罪行，所以这部作品意义重大。
    这部作品也书写了文化抗战的主题，这也是其他作品比较少见的。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它所获得的荣耀不仅是在军事上，而且体现在普通百姓不屈不挠的精神上。作品中写了一家死了十几口人还要坚持办婚礼，飞机轰炸大家还要赛龙船，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抗争。同时，他也写到了日本的反战文化，体现了日本友人对中国的支持。作品在文化抗战这一点上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范稳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不单单把抗日战争作为写作对象来考察，而是把它放在整个历史坐标上考察，放在中华民族抗敌脉络上来考察的。在《重庆之眼》一书中，历史与现实交织，虚构与非虚构交织，把个人与历史、大的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同时把残酷的战争和美好的爱情、家庭婚姻等等交织在一起，显示了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各种可能性，这些探索具有创新意义。同时，《重庆之眼》承袭了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如作品引用了杜甫的《春望》诗句作为每一章节的篇名。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范稳的结构艺术和叙事技巧非常好，他的时间意识非常强，用了一种时间编织法，像织布的梭子来来回回动，把整个叙事架构起来。这种时间的跳跃和切分上给我们巨大的震撼。包括人称的切换、旧闻录的插入等，这些写法都非常好。我觉得这些东西构成了这部小说里面一种多角度、多声部非常精致的叙事，而且每一段都不长，每一章非常紧凑，使读者阅读时就像在呼吸一样，非常愉快。范稳写作的体量也大起来了，他基本的写作姿态和可能性非常广阔。
    吴秉杰（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
    我认为《重庆之眼》这个眼留下的是一种民族精神和历史责任，不仅仅是历史是非的问题，是留给我们一种很宝贵的财富。我认为作品对民族的心理、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精神都做了一些深入的概括，非常有价值。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范稳的写作总体上看是比较内向，比较重视写人的心理世界，写人的精神层面，写这些精神的博弈，这种写作在《重庆之眼》里发挥到了极致。在关键场景描写方面，一个划龙舟，一个演话剧，还有一个是结婚。这几个场面都是最温馨的，但是这个时候日本飞机来轰炸，这样一种描写冲击和撞击是很大的，给人一种不对称的博弈，不对称的对比，那边是武装到牙齿，这边却手无寸铁，这部作品用一种最柔软的手段，把最残酷的事情体现了出来。 与以往抗战小说不一样的是，《重庆之眼》有大事件、大轰炸、大人物、大活动，但是也有很多小细节、小人物、小情感，这种反差与小说中人物家国情怀和个人命运的勾连，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侵华的残酷性、非人性，而且它可能还会引起我们对一般战争非理性以及残忍性的反思。从反映重大题材上来看，《重庆之眼》具有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能留得下来的，传得下去的，这在近几年的作品中不太多见。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品在处理历史和现实方面体现了创新性，比较巧妙地处理了史料与虚构、过去与现在、理性与情感、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形成比较厚重绵密又气魄宏大的文本。它使历史没有仅成为一种英雄赞歌，或者仅仅把历史当作创伤记忆，更没有把历史悬隔起来当作跟我们没有相关的传奇轶事，而是认识到历史既留下了遗产和责任，也留下了教训和债务，需要我们去清理、清算与核查。小说显示了历史进入到现实当中的历程，这对于将历史传奇化、神话化、戏谑化的风气而言，在历史观上面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和修正。
    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副编审）：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包括主流话语方面都是希望宏大叙事能够更加被作家和研究者所重视。《重庆之眼》有一个很大意义价值，恰恰在于它在抗战题材，在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这么一个领域，向我们表达了一种重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展示了长篇小说尤其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往往是最能够以宏大叙事阐释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的文学形式。
    聂梦（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对《重庆之眼》这部小说我的阅读感受首先是深受震动，我觉得它是一部苦行之作，是范稳用双脚走出来的作品。作者在战争和灾难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写出了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再就是感动，在小说的细节里，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尤其是三个主人公爱恨情愁的结合。我觉得范稳是有英雄情结的作家，他把英雄的形象、鲜活的生命感，与人情味紧密地贴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力量。通过《重庆之眼》，我们看到了追求民族士气和值得赞美和崇尚的文学境界，看到了在一条充满正气的道路上，仍然有着丰富的写作资源和无边的文学风景。
    贺绍俊（资深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作品不仅写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还写了今天“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的过程，由索赔案引出 “重庆大轰炸”的那些故事。重庆大轰炸这个题材重大，并不好写，作者范稳是站在今人的角度重新来看这段历史，有很好的立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断回望抗日的历史，它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爱国主义问题，而应该是我们怎么用我们的爱国主义和我们对未来和平的设想融合起来，不因爱国主义而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我认为，这是范稳他写这部小说立意所在。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在讨论文学的时候最看中是虚构的部分，是用艺术真实提升历史真实，《重庆之眼》把那“旧闻录”和“索赔”两部分全部激活了，让素材在艺术上变成活的东西，在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范稳在这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大，其中以邓子儒、蔺珮瑶和刘云翔，日常生活是如何展开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人是如何顽强地生活，生命力自身的顽强性，还有情感的复杂性，写得很精彩。
    杨庆祥（人民大学副教授）：
    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实施无差别大轰炸，作为抗战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事件，应该成为人们对抗战的常识，作家第一步把这样被遗忘了的重要历史呈现出来，变成一种常识，这种记忆能够重构我们对抗战的记忆或者想象，这个非常重要。
    傅逸尘（《解放军报》编辑）：
    这部作品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通过对战争的索赔和起诉的过程，让中国和日本，尤其是战争之后的，双方的亲历者和后人彼此搭建了一个互相能够看得见的平台，实际上这种互见的历史观对于中国整个抗战历史研究，包括艺术创作和文学叙事而言，都是非常稀缺而珍贵的视角。作品对于中国人的民族底色或者民族自信的一种充分张扬，包括了文化层面、情感层面、灵魂和精神层面，这种互相能够看得见的叙事才是真正有意义和有历史穿透性的。我们作家要勇于用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宽广的胸襟重新审视“重庆大轰炸”这段历史，范稳在《重庆之眼》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非常难能可贵。
    丛治辰（中央党校副教授）：
    我觉得在范稳体验了生活，调查了生活，做足了案头工作之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思考能力能不能进入这个题材。范稳的思考能力使得小说超出了抗日战争题材，也是一个文化题材，这部小说本身就是文化抗战的产物。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
    每一个作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写作题材，每一个题材也在寻找自己的书写者，范稳和《重庆之眼》的匹配度相当之高。范稳身上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不回避常人难以驾驭的题材，而是正面迎上去，稳稳地接住，与之展开搏斗。他采用的战术说简单也不简单，那就是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田野调查，形成对他所要书写的历史的认识。这书写因为闪烁着汗水的光泽，饱含着他的深情，发自肺腑，因而格外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