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曾提醒作家应重视正典/经典与历史意识，早已为两岸学界所熟知。他认为一个杰出的诗人或作家“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接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又说：“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F.R.利维斯（F.R. Leavis）在《伟大的传统》评述简·奥斯汀时，亦有交集的观点：“假使她所师承的影响没有包含某种可以担当传统之名的东西，她便不可能发现自己，找到真正的方向;但她与传统的关系却是创造性的。”更不用说晚近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的出版，都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杰出作品与正典的谱系继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关系。
    无独有偶，对“正典”的再联系，不约而同地成为中国大陆新世纪以降“70后”作家们的一种书写资源与反思媒介。会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一方面是由于中生代作家的知识水平普遍较“50后”及“60后”高，同时晚近中国大陆当代的文艺思潮也有着发掘与重视正典的倾向，凡此种种，均相当程度地影响作家们对正典的再吸收与援引的自觉。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可能还是来自于大陆作家们举目所见所感的现实困境与精神需要。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是继他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后的长篇小说。如果说双雪涛以援引《圣经》中的“摩西”作为一种“无望的坚定”，徐则臣援引“耶路撒冷”，石一枫则是企图透过相信仍有“天”理的正典，来为中国的道德困境寄托并转化出一种“人为”的突围信念与行动。
    《地球之眼》的叙事基调与风格，沿续了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的“王朔”式的痞子调性，同时让叙事者担任纪录片工作者，以纪录片的既介入又旁观的姿态，体现知识分子面对当代的颓败风气，只能以这种“内外之间”的尴尬位置，暂时窝居以寻求生存与价值意义。在整体话语的特质上，语言平易直白，同时还充满着一种莫名雄辩的特质──叙事者“我”总是不断想理解与解释世界，小说中看似以安小男与李牧光为主角，不如说更关键的主体应为叙事者“我”。“我”一方面既现实、圆滑、世故，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主体感到焦虑与不耐，因此才需要藉由协助安小男，作为一种对自身的救赎。而从题材的性质上来说，此作仍然属于“一个底层青年的成长史”这种中西现代文学的核心主题，但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石一枫最终让陈金芳的命运走向自我毁灭，其逻辑，大抵跟陈金芳是一个并无真正知识，以及无法有效判断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有关，但在《地球之眼》中，石一枫重新回到对知识的信任，尽管他刻画了一个看似不相信严肃知识，实则对历史、社会、文化知识（尤其是经典大家的知识系统）都抱持着高度敬意与焦虑的立场。
    施淑评述石一枫曾说：“自以为世事洞明的小说叙述者都无法拿它当‘一场怪诞的黑色喜剧’打发”。施淑的概括启发我意识到，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既不能视为现代派式的黑色喜剧，也不适合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来理解。但是，与其说它是一则现代传奇，我比较认为，传奇大致是就小说的对主人公形象的刻意与结果来说，但这篇作品的整体叙事方式细节刻划及写作目的，仍然是一则现实主义式的故事。只是，“王朔”式的叙事者，已经不愿意且不可能再采用19世纪以降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尽管有着高度的智慧风貌，但那种居高临下的立场与姿态，恐怕叙事者都难以承受与认同，这自然是石一枫的一种限制，但也因此能展开他个人当代书写的特殊性。因此，我认为石一枫在此作的主要视野与写法的特殊性，仍更多地调动与接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式的部分正典，最终仍要突出底层人物的光明与道德价值，尽管若从更复杂意义上的“现实”来反思，此作的许多情节过于巧合，并不是那么真实与可信的“反映”之作。但如果文艺应属于一种介入与影响社会正面性的媒介，恐怕作者也不会反对，追求绝对的真实与否，其实既并不重要，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过于强调自我之“真”的执著，从这点上来说，石一枫《地球之眼》在文学与美学的价值选择上，更为重视的是文学作品的“善”与颓败下的希望与光明可能。
    进一步来说，这种对“善”的不自觉坚持，使得小说得以展开至少三种中国晚近现代性社会发展的悖论式问题，大抵可以概括为：一是道德问题与专业问题的矛盾，二是市俗生活与精神价值的抉择，三是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难以两全。
    首先，延续着五四阶段就已经存在的命题，学院中的小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投身社会正义的行动实践，还是在一己的专业工作上发挥才能与本分？是该偏安于个人日常生活的小时代，还是追求一些更高的精神？同时，为了追求更全面的人民正义，是否就能够不择手段？手段的合理性又有谁能有权力仲裁？安小男与叙事者的诸多困境其实并不新。因此，当我们看到他与成天在外走江湖的名牌教授起冲突，并且执著于思考：“研究历史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再加上作者一开始就已经不愿意采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启蒙立场，《地球之眼》在这些问题意识上，小说的思想已注定了不太可能往前推进。
    然而，这并不意味《地球之眼》是价值稍弱之作，作为一种作者继《世间已无陈金芳》后的文学叙事，我认为石一枫考虑过它企图克服“陈金芳”的叙事意义——石一枫将这些世俗的现实困境给予框架式的完整揭露，从中国到美国，从校园到社会，从台面到台下，从群体到个人，从面子到里子，其心亦有赤诚。同时，“王朔”式的风格，以及适当地采用一些配角来嘲笑并中和叙事者“我”的摆荡，也不无可观。例如当叙事者“我”的太太小张说：“不要试图给自己的每个举动寻找意义”，小张本来是“我”的纪录片工作中较认真的助理，后来成为了“我”的太太，她虽然世俗实际，但也并非是完全虚无的人，藉由她的提醒，中和了小说过于框架化的道德表现的紧张，使得叙事不致于太过干涩地匠气与教条。是以，在小说的戏谑与日常世俗间，偶尔出现主体严肃化的自省时，作品也就产生了较难得的碎片式的悲怆力量。
    尤有甚者，对于一部企图响应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现实困境的作品，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作者，已经几乎没有传统读书人的乡土田园乌托邦的怀旧，《地球之眼》直率地接上21世纪的最新“地气”──网络才是目前中国人民的最大生存、交流与发展的平台。因此小说的主要情节及转折，都跟使用信息科技时代的网络远程监控有关，主人公安小男长于开发与善用信息科技监控他者，但他仍期望达到正义的目的，而非作为侵犯他人隐私，或为权势者掌控他人隐私以要挟的手段。然而，并不吊诡的是，安小男最终仍以“非法”侵犯李牧光的隐私，才达到了相对正义且让自己全身而退。从小说中所呈现的知识视域来看，要让主人公们理解资产阶级法权之外的“法”的合理性，虽然并非不可能，但小说与其说是让安小男根据他的知识信念来行动，不如说作者仍选择调动一般中国人对正典文化的向往，由此支配并赋予安小男的感觉结构与思想意识。
    这里就涉及到小说所引用的正典“天”的意义，小说最终收尾的方式叙述是：
    当我重新直起腰来，忽然发现手边的水泥柱上，镶着一张写有“图像采集”字样的蓝色标牌。再往上看过去，一枚360度的摄像头正不动声色地悬在我的头顶。
    我盯着它，如同在与苍穹之上的一双眼睛对视。
    石一枫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市民文化，对理解不同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的世界观并非陌生。他选择召唤中国传统的“天”来综收小说的整体意涵──在这部作品中，“天”的概念有时透过“地球之眼”的科学化名词来借代，藉以解释并安顿人心与社会道德秩序──最终，总是会有“天”在观看且记录着我们。这样的叙事既有着超越界的形象与信念，但更多的仍是援引这种形象与信念，转化为一种信息科技时代的善意的、自保的监控作为。因此，尽管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充满着理性实用主义式的逻辑，不能说没有超越界的价值与坚持。
    总的来说，为了响应中国大陆当下城乡转型的困境，同时身为这当中困境的一分子，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尝试重新调用正典的材料/资源与精神象征，以一种永恒的在场纪录与观察人间是非道德的“天”，作为扩充更大的灵性、精神世界，进而抵抗庸俗、世俗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的意义与目的终极为何？或者说，摆荡于正典与想象现实间的结构与意义，是否真能够长远作用于作者、作品，促进历史朝正面前进？由于石一枫仍“在路上”与发展中，暂时难以给出明确的判断，但无疑值得读者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