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内蒙古“中生代”代表作家，海勒根那最新出版的《骑马周游世界》除了整部书的装帧设计和奇幻的插图让人惊艳外，其特立独行的小说文本更令人称道。24个短篇融合着令人目眩的现代小说技法：魔幻、隐喻、寓言、象征、荒诞，甚至于惊悚，但其内在却紧握着现实的泥土，深植于内蒙古东部的辽阔边地。 这更是一部书写人类与大地困境之书，呈现出受难与拯救的悲剧精神，以及现代性、民族性、诗性和神性，融入了作家深切的生命体验，并以幻想与真实的文字展示出独特新质。一个地标式的民族作家，他的作品离不开长生天及万物有灵的朴素信仰，离不开与之相生相伴的土地。那些孤独的蒙古马、神秘的羊群，辽阔的草原、浩瀚的森林、荒凉的沙地、干涸的河床，以及生活其中踽踽求索的人们，都成为这些小说的生命意象。他以痛切的心灵体验为基，沟通时空，在真实与超验中表达人类的困境与希望，并力图为大地申诉。 苦难性：在魔幻与真实中表达心灵体验 在评述这本小说集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到海勒根那的身世，正如海明威所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不是别的，而是拥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海勒根那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南部蒙汉杂居的乡村，那是一片早于他出生前就因农耕而沙化的土地，他4岁丧父9岁丧母，“自小游走于科尔沁方圆百里，吃‘百家饭’长大”（作家创作谈《关于活着和吃饭》）。作为游牧人的后裔，他的命运亦充满了宿命感，在极度贫瘠和艰难中长大的他，竟一步一步从失去母语的农耕乡村回溯到蒙古人的祖地——呼伦贝尔，蛰居于真正草原和森林之间。那是一段苦难而多舛的人生历程，自他18岁中学毕业开始“骑马周游世界”，做过各种苦力及最底层工种，而且经常失业，朝不保夕。海勒根那谈到，无论如何活下去，是他当时的惟一信念。我们想，那些露宿街头的夜晚他是否梦到了狮子？ 当这些生命体验浸入海勒根那的作品中时，我们总会看到他关于受难与拯救的身影。就像余华谈到早期作品中的战栗与不安来源于童年在停尸房睡午觉的经历，而海勒根那小说中的紧张和不安，更带有蒙古草原的意味，如《伯父特木热的墓地》中的鲶鱼食尸，《绿眼人家族》中的雨夜狼群，《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中世纪的灵魂等，那种恐怖的气氛是爱伦·坡式的。小说中的人物与作家一样存在着流浪和漂泊感：如受尽生活挫折的哥哥巴根那变为头羊神秘出走，孤独的牧羊人以勒与乌鸦一起远走高飞，只身一人行走于西域大地的骑手嘎达斯，失魂落魄的白狼马短暂休整后又将去往远方。就像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常常潜伏着生命危机一样，作家在《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中直述，“那当儿我才知晓，人的欢乐失不复得，自己只是一粒尘埃，在人世间浮游或寂落”。 “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具有深刻的苦难感。”（张炜《心中的文学》）作家以生命体验作为小说创作原动力，与纯粹虚构的小说有着本质区别。除了《科尔沁兄弟》《脚印》等纯粹讲述故乡故事之外，作家往往通过对童年创伤进行自我疗救，进而追问生命和民族的意义，发起拯救土地的愿望。那些陷于困境的卑微弱小，大多附着作家当年的影子和他的所见所感，如寻找青鸟的傻孩子、自闭弱小的羊圈里的弟弟、屡受挫败的巴根那、失恋酗酒的特木热、寄人篱下的以勒、妻离子散的骑手嘎达斯、嗜酒的别佳、误伤人命的猎人……即将遭受屠刀或受伤滞于泥淖的蒙古马，真正的作家是将自我生命与大地生命合为一体的，面对干涸的河流、龟裂的田地、沙化的草原、被毁掉的森林，势必要为大地面临的困境代言和申诉。 现实难以跨越，只有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穿越时间和空间才能达成这种理想，所以只能以幻觉、梦境、预言、想象等超验形式来实现精神表达的诉求。这也正反映了作家的精神世界，实际上，这位父母早逝的作家也正是在备尝艰辛中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立足点的。马尔克斯在《影响和写作》中写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打破真实事物同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因为在我试图回忆的世界里，这种界线是不存在的。”海勒根那非异人异事不写，他笔下的人变鱼、人变羊、人变鸟和人的亡灵不灭等等都是在困境之下生成的，他以自身生命体验使其相融一处，进行艺术再造，呈现真实并实现文学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海勒根那对魔幻、荒诞的技术运用并非无由而生或生搬硬套那些马尔克斯、卡夫卡等文学大师，而是不留痕迹，甚至让这些超现实的变异自然生发，潜移默化般让人不得不信以为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真实效果。 民族性：身份的确认与民族情结的多种表达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自我身份的确认尤为重要。海勒根那从小失去父母而导致母语和故乡的丧失，他内心中的“失去”情结每每暴露于笔端。《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中，亡灵帖木儿·蔑里是被鞑靼人祖先杀死的花剌子模人，他穿越时空来找寻他的后裔实际是对民族身份的一种探讨与确认。《骑手嘎达斯》中嘎达斯与萨满的对话都是在追溯和回顾，他在与老说书人的交流中受到启悟，最终挣脱现实困境而执著追寻成吉思汗之神骏。《寻找巴根那》更是直接表达了作家对民族的认同与回归，“而我的族人也曾属于蒙古族中最古老的姓乞彦的部族，当年追随圣主驰骋天下，我的族人变成了农耕的汉人，连母语都忘记了。” 另一个主题则是对蒙古英雄的敬慕、蒙古精神的追寻、民间传说的回顾。如多篇作品中反复插入和提及的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包括“白狼马”也是嘎达梅林的坐骑；《骑手嘎达斯》里的骑手曾一蹶不振，后来是蒙古说书人的古书点燃了他去西域寻找圣祖两匹骏马的梦想；《温都根查干》充满了对成吉思汗神骏的想象；《小黄马》则是对蒙古长调歌王哈扎布故事的演义和重塑。再是对民族文化面临消失的忧虑和精神传承。正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说，残存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包括神秘的萨满文化对其观念的影响。比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因失恋而酗酒的特木热独居在河岸边，死后埋在那里而被大鱼享食，人的肉身就这样回归自然。嘎达斯历经艰险，在西域草原获得名声，终于见到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骏，虽死也终安详。作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决定了《白狼马》《骑手嘎达斯》《寻找巴根那》等小说都带有萨满文化的遗存。而这种民族血脉的涌动也使得海勒根那不断地追寻蒙古马般的精神与荣光，使他在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中穿梭纠缠，并在后期创作的森林狩猎民族题材中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实现了对狭隘民族性的超越。 诗性：空灵叙事、长调的笔法与大地抒情 “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本身都是诗，小说当然也是。”（张炜《谈谈诗与真》）海勒根那的文字不乏空灵之笔和意境，如《白狼马》中的白狼马与《牵风记》中的滩枣一样，都有着传奇的色彩，都有一种空灵的境界叙事特征。作家借助充满诗意的笔，沟通和搬运真实与想象，打破现实时间与空间的局囿，达到自由美好的境界。 这种诗性还表现为抒情性。细读《最后的嘎拉》《辽阔的巴尔虎草原》，可以感受到蒙古长调的特征，笔调之抒情，情节之跌宕，基调之悲怆，让我们甚至可以倾听到勒勒车在草原行进中的吱扭之音，百灵鸟在天空中的百转啁啾。《最后的嘎拉》里，父亲与母亲在盐湖相见的一幕，令人动容落泪——草原上的爱情是悲怆而震撼人心的，让人想起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同样，《辽阔的巴尔虎草原》也写草原母亲，但更多表现了蒙古母亲的坚忍博大，草原母性的诗意杂糅了人生的悲情，既写出深痛，更写了大爱。 这种诗性还表现在人与大地关系之中。这些小说给人的自然空间感很强烈，有自然诗性的光芒，这与当下泛滥的缺少天地意象的同质化小说相比，显得风格迥异。张炜认为“景物描写不仅表达了作者、还表达了作品中的人物对自然的理解和情感，表达了整个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写大自然，也是在直接或曲折地表达出一份人生之恋、对母亲大地的感激之情。”（《文学七聊》）这种诗意是更广泛的温情观照，不仅是人和物，还有大地母亲和世界。海勒根那小说无论是穿越玄幻还是荒诞真实，无论是草原母亲还是蒙古英雄，无论是森林还是河流，都富有大自然的诗性，即使是一匹马也是那般决绝——这是一片诗性与神性相依共生的土地。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写作着眼于人之生存的心灵困境，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拯救，相反，他不回避社会矛盾且专注于需要精神援助的人事和大地，并在困境与荒原中突围，体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担当与勇气。从作家第一部小说集《到哪儿去，黑马》到《父亲鱼游而去》乃至《骑马周游世界》，不难发现三部小说集一直存在隐性的哲学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你会发现它们形成了一个问答关系的闭合结构，这意味着一种精神成长，但同样又面临新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映射的正是人类和大地的真实镜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