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1550－1616) 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活动精彩纷呈，佳评不绝。本文借题发挥，回望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1231－1316)，兼祭郭公辞世七百载。
    汤翁与郭公本无干系，如何请他们“同台出演”? 念及昆剧套曲中前后曲牌若所属宫调不同，或宫调虽一但节奏悬殊，则需施以过渡手法使前后协调和谐。此种过渡称为“过搭”，它通常是曲牌，亦可间以宾白或采取其他措施。下文亦多有借鉴“过搭”之意味。
    汤翁与莎士比亚 (1564－1616)、塞万提斯 (1547－1616) 于同一年各归道山，而其时世上更有许多文化巨人交相辉映。试看莎翁降生前两月有余，1564年2月15日，近世实验物理学的鼻祖伽利略 (1564－1642) 在意大利的比萨诞生。三天之后的2月18日，米开朗琪罗 (1475－1564) 以89岁高龄辞世，仿佛象征着意大利文艺复兴从专注艺术转向了钻研科学。
    年长莎士比亚三岁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1561－1626)23岁进入下议院，至52岁升任检察总长，57岁成为大法官，最终却因受贿罪断送了仕途。培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倡导者。他针对亚里士多德 《工具论》 一书论述的演绎法推理，在1620年出版了 《新工具论》，论述一种新的推理方法———归纳法。培根以顺畅精练的语言阐述实验科学理论，使之在英国绅士阶层盛行。其中有个研讨这一新风尚的小组，最终发展成了英国皇家学会。此时，意大利也有一个类似的小组“猞猁学会”，伽利略就是它的成员。
    意大利人利玛窦 (1552－1610) 年长伽利略12岁，是一位博学的耶稣会传教士。30岁那年他奉命赴华，起先在广东肇庆传教，后来任在华耶稣会会长。明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 利玛窦到达北京，向明神宗进献自鸣钟等西洋器物和 《坤舆万国全图》 等著作。他结交士大夫，研读四书五经，并作拉丁文注释。尤其重要的，是他与明末重臣徐光启的交往。
    徐光启 (1562—1633) 比利玛窦小10岁，比汤显祖小12岁，晚年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一生对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农学均有重要贡献。他于万历二十八年 (1600年) 在南京与利玛窦相遇，被后者介绍的西方科学知识深深吸引。万历三十五年 (1607年)，经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的古希腊欧几里得经典之作 《几何原本》 前6卷刊印，同年徐、利两人又合译了《测量法义》。徐光启积极致力于绍介欧洲科学技术，近代中国之“西学东渐”大致即始于兹。
    那时，丹麦有一位年长利玛窦6岁的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 (1546－1601)，于13岁那年进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16岁入莱比锡大学，17岁开展首项天文研究———木星合土星，26岁发现了著名的仙后座“第谷新星”。他在而立之年获得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资助，建起了“天堡”———一座规模宏大的天文台。第谷研制的大型天文仪器，堪称前望远镜时代的极品。他是一位极出色的天文观测家，在汶岛潜心跟踪观测行星运动二十余年，特别是对火星的位置先后进行了几千次测量。
    第谷51岁时因与新国王不和被迫离境，两年后在布拉格成为德国国王鲁道夫二世的御前天文学家。第谷性情古怪，目中无人，年轻时竟为争论某个数学问题而在决斗中被削掉了鼻子，后来只好装上个金属假鼻。他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身份，进行天文观测也要特意穿上朝服。但毋庸置疑，他的天文观测数据乃是构建近世天文学的优质材料。
    1601年，55岁的第谷因酒食过度病逝。临终前他曾叹息:“唉，我是多么希望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啊!”所幸此前不久他邀请到比自己年轻25岁的德国人开普勒 (1571－1630) 前来共事。开普勒具有很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对于数据的敏感性，他殚精竭虑地分析第谷留下的观测资料，终于确立了反映行星运动基本规律的“开普勒三大定律”。这段故事，乃是体现近代科学精神———理论与观测对证———的最早典范之一。
    在西学东渐史上可与利玛窦相提并论的耶稣会士汤若望 (1591－1666)，于万历四十八年 (1620年)29岁时来华抵达澳门。崇祯三年 (1630年)，汤若望奉诏参加编撰 《崇祯历书》。这是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计46种137卷，由徐光启主编 (徐去世后由李天经主持)，于崇祯七年竣工，书中多方引入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明亡后，汤若望归顺清朝，曾任相当于皇家天文台台长的钦天监监正，成就著述皆丰。
    汤若望在华了解到郭守敬的天文伟绩，便情不自禁地夸奖郭公是“中国的第谷”。诚然，对当时的欧洲人而言，这乃是一种至美的赞誉。然而，郭公生活的时代却比第谷早了三个世纪。
    郭守敬少时即显示出不凡的科学兴趣与才能。曩昔北宋学者燕肃曾发明一种重要的计时仪器“莲花漏”，但其结构和制作工艺久已失传。16岁的郭守敬偶见一幅莲花漏拓片，竟然就能依图阐明它的工作原理。他20岁时率众修复家乡的石桥、填补了堤堰的决口，1262年31岁时首次觐见忽必烈就提出6项水利工程建议，此后又领导完成了修浚西夏古河渠等多项重要任务。忽必烈于1271年正式定国号为“元”，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元世祖。
    郭公45岁时奉旨全力投身天文事业。他创制的大批天文仪器远远超越前朝，创造了新的世界水平。现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逊曾评论:元代的天文仪器“比希腊和伊斯兰地区……的做法优越得多”，这些地区“没有一件仪器能像郭守敬的简仪那样完善、有效而又简单”。英国的科学史大家李约瑟也称道:“对于现代天文望远镜广泛应用的赤道装置而言，郭守敬 [简仪采用] 的装置乃是当之无愧的先驱。”300年后，第谷才在欧洲率先采用同样的装置。虽然郭公的仪器原件世已无存，但明代正统年间 (1437年) 仿制的铜铸简仪现在依然陈列在南京市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上。郭公研制的水力机械时钟传动装置先进，也走在了14世纪诞生的欧洲机械时钟的前头。
    郭公在阳城 (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 建造的观星台，是现存的世界重要天文古迹。他主持的“四海测验”，是中世纪世界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大范围地理纬度测量。他编制的两部星表所含的实测星数突破了历史记录，且在往后300年间也无人超越———包括第谷在内。他测定的黄赤交角数值相当精确，500年后法国科学巨擘拉普拉斯还引用它来佐证黄赤交角随时间的变化。
    郭公与王恂等人一起制定了在当时世上遥遥领先的新历法“授时历”。此历将回归年的平均长度定为365.2425天，仅比实际年长多出0.0003天！ 欧洲人自古罗马时代起，始终把一回归年的长度当作365.25天。直到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行“格里历”(即今之公历)，才采用与授时历相同的年长，而时间却晚了三个世纪。郭、王诸人在编历过程中创立的一些新算法，是重要的数学成果。例如他们创用的“三差内插”法，直到400年后欧洲才出现与之类似的数学方法。
    1291年，年届花甲的郭公再度奉命领导水利工作。他主持的水利工程，对发展农业生产作用显著，为南北水路交通和元大都城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从密云水库直通北京市区的京密引水渠，自昌平经昆明湖到紫竹院这一段，大体上还是沿着郭公当初巧妙规划的路线。他在大地测量方面创立相当于“海拔”的概念，又在世上拔了头筹。
    纵览世界科学技术史，郭公乃是那个时代足以雄视中外的顶级科学家。他兼为天文学家、水利专家、数学家、地理学家、测绘学家、机械工程专家，无论是科学水平和创新能力，还是其务实精神和工作态度，都着实令人高山仰止。
    在现代，人们又用许多方式表达了对郭公的崇敬。中国历史博物馆设有郭守敬的胸像，介绍他的事迹。我国邮电部1962年发行“中国古代科学家 (第二组)”纪念邮票8枚，其中就有一枚是郭守敬的半身画像，另一枚的画面是简仪，文字则是“天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于1970年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以郭守敬命名，1978年又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编号第2012) 命名为郭守敬。1986年，郭公的故乡河北省邢台市建成占地五十多亩的“郭守敬纪念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之题写匾额。纪念馆大门两侧的楹联“治水业绩江河长在，观天成就日月同辉”，系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教授所书。纪念馆门前有一座大型陶瓷影壁，其上镌刻“观象先驱世代景仰”八个大字，系198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教授所题。2010年，中国科学家研制成功的现代化天文观测设备———颇受国际同行赞誉的“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 LAMOST)，正式冠名为“郭守敬望远镜”。
    邢台的纪念馆有一座郭公铜像，全高4.1米，其非凡的气度不禁令人遐想:要是当初汤若望或者其他欧洲人先知晓了郭公，后来才知道第谷，他们会不会反过来把第谷比作“欧洲的郭守敬”呢?
    郭公啊，你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值得后人万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