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庆祝语言研究所70年发展光辉历程的时刻，我很愿意分享20世纪50年代末机器翻译和语音实验的一个人才队伍培养规划。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你一个1964年才毕业分配到语言所、1976年才调到语音实验室的人，怎么可能见证这样的培养规划呢？然而，我确实见证了这个规划的存在，因为我曾经亲历了规划的早期实施。而且，70年来语音实验室的飞速发展，也可证明这个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是的，我开始从事语音实验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事，但我与实验语音学结缘的历史应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时，我刚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不久，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跟我们学校签订了一项跨学科培养人才协议：通过中文系和物理系联合培养几个机器翻译的学生。于是，中文系就从我们班上抽选了4个外语基础较好的学生（本人有幸入选），当即免修公共外语课和写作课，从而腾出时间到物理系去听课。我们一边补习必要的物理声学基础知识，一边啃读机器翻译相关的英文及俄文原著。计划在毕业之后，两个人分到语言所去从事机器翻译工作，另外两个将作为师资留校，开设交叉学科课程，继续培养更多的相关人才（当然，这只是我们几个人当初被告知的部分规划情况）。为此，中文系还专门配备了两名优秀青年教师（一个是方言音韵方向，一个是语言学理论方向）具体管理和指导我们的学习。平时，除了上中文系必修的其它几门公共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物理系专为我们提供的学习场所死啃外文文献。试想：仅凭高中水平的外文基础，加上完全陌生的专业领域，要想读懂这些文献，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因而也就很少跟班上其他同学接触了，被同学们戏称为“学生贵族”。遗憾的是，这段超乎寻常的学习生涯大约也就维持了一个多学期，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入戏”，这个项目就被教育部叫停了。学校被告知：你们这几个学生将成为“黑户口”，毕业时不予分配。你想啊，那会儿，不予分配，就意味着失业！事关学生前途，学校自然不敢怠慢，立刻让我们复归原位，那段经历也便迅速淡出记忆。1964年毕业之后，他们三个各自去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我虽然分配到了语言所，但跟上述培养计划毫无关系。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前些年，为撰写《现代语音学史话——语言研究所语音实验室发展历程回忆》（周志宽等主编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文学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一文，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了解到，在建所初期，所长罗常培先生十分重视研究队伍建设，语音的实验研究就是他着力扶持的一个重要方向。他不但亲历亲为指导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而且千方百计延揽人才，扩充队伍。例如，1956年，召回30年代赵元任时期的实验研究人员吴宗济，并于次年指派其出访欧洲学习语音实验的先进理论和技术。1958年，吴宗济回国，带回了一批介绍语音实验新方法新技术的资料。当时，语音实验小组还是挂在二组内。1959年，成立了以刘涌泉为组长、专业范围是机器翻译和语音实验的第三组。此时，急需扩充队伍，可是，当时我国的大学里尚无相应的学科设置，无法直接从大学毕业生获得人才补充。于是，上述那个跨学科人才联合培养规划便应运而生了。只可惜时运不济，好端端的一个培养项目，刚启动不久便“无疾而终”了。不过，尽管这个具体项目被叫停了，但加速发展机器翻译和语音实验的长远发展规划并未就此打住。既然不可能获得现成的跨学科人才，就采取吸收多学科毕业生，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充实研究力量。譬如，仅仅1964年一年，三组就一口气吸收了孙国华、陈嘉猷、王广义、颜景助、刘连元和林联合等一大批新生力量，足见当初的发展规划是个多么宏伟的大手笔啊！ 1976年，刚刚恢复研究工作的语言所搬到了地质学院主楼办公。此时，语音实验室也从三组独立了出来。在召集人林茂灿的主持下，一方面着手消声室和审音室等实验室建设，一方面因陋就简，利用有限的条件，积极开展系统的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此时，因工作需要，把我从方言组调到了语音实验室，协助林茂灿工作。直到那时，我才拾起十几年前的模糊记忆，重新闯入了曾经无比神往、但却一无所知的神秘领域。 记得刚进实验室，面对琳琅满目的各式仪器，还懵里懵懂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就被扔进了热火朝天的实验室建设和语音研究活动。首先，有幸参与了消声室的建设，看到吴先生亲自动手测混响，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消声和如何实现消声。接着，就是跟着研究室前辈老师在实践中学习实验知识和技能。那时，我一边通过死啃和翻译吴宗济先生交给我的Speech Chain(《言语链》)一书自学英语和恶补实验语音学知识，一边跟随吴宗济先生等前辈学习仪器操作和各种实验图谱的识读。同时，实验室还让我在参与社会应用的实践活动中摸爬滚打，这成了我增长见识的另一个重要渠道。第一件事就是跟随鲍怀翘老师与某部委研究所合作，从事语音的骨传导研究。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语音除了依赖空气传播，还可以通过骨骼传导。那项研究是为特殊条件下（例如潜水员水下作业或飞行员空中作战等非常态下）的通讯服务的。这让我惊喜地认识到，语音的实验研究竟然如此重要。第二件事，就是跟随吴宗济和鲍怀翘两位先生，前往该部委在四川的研究所，参加他们对声码器的调试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其中的语音问题进行“诊断”，初步接触到语音学基础理论研究在通讯工程中的应用问题。这让我认识到，向来属于文科领域的语音学研究，原来跟从不搭界的通讯工程具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第三件事，就是为国家公安司法侦破等部门提供语音分析服务。除了具体分析工作，还通过讲课、代培或交流等方式，帮助公安侦破部门培养语音实验人才，建立相关的实验系统。这方面的工作后来一直延续着，主要由鲍怀翘先生负责，我则从中学习和配合工作，协助他们逐渐发展出了司法语音学。 有关我个人随着语音实验室的发展而日益成长的40余年学术生涯，此前已通过《现代语音学史话》、“语言所口述历史”（视频记录，2018）、以及《跨越文理学科鸿沟，勇闯人机对话领域》（刘红等主编《皓首丹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风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等形式做过汇报，此处不再赘述。下面想通过我所经历和了解的语音研究室人员队伍发展概况的简要介绍，回顾一下上述队伍建设规划怎样影响和指引着实验室后来的发展方向，怎样为我国现代语音学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所领导支持下，实验室编制又得到进一步扩充。一方面，先后引进了曹雨生、郑玉玲和蔺远征等技术人员，为进口计算机做好技术准备。另一方面，为满足实验研究人员需要，吴宗济开始招收和培养硕士研究生，第一期招收的是杨顺安和任宏谟。后来，他又跟林茂灿一起招收了两期硕士研究生，分别为第二期的祖漪清和许毅，第三期的林其光和王贤海。第二和第三期硕士生在读期间，分别由我和杨顺安担任语音学基础理论、语音实验方法和物理声学方面的辅导。 （2）1984年，语言所从地质学院迁入学部大院。这一阶段，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一是陈肖霞、祖漪清、李爱军以及刘铭杰和华武的先后加盟；二是林茂灿开始招收博士生，第一期招收的是韩梅青，可惜毕业后没有留下，去了国家外经贸部门。 （3）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语音研究室进入了茁壮成长的新时期，进一步加大了研究队伍培养的力度。林茂灿又先后招收了李智强、熊子瑜和王茂林等多位博士生，为后来的研究室发展充实了后备力量。 （4）进入新世纪以后，进一步加大了研究生培养的力度。在重点学科的框架下，李爱军先后招收了多届硕士生和博士生。例如，方强、殷治纲和高军就是属于那一批输入的新鲜血液，如今早已成为研究室的青年骨干。与此同时，为满足实验室发展需要，还积极引进相关人才。譬如，现任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胡方博士，就是那时从香港城市大学毕业来到语音室，着重加强了语音的生理实验研究。此外，语音研究室还为语言所其他学科和部门输送了若干青年骨干，如今，他们正在为促进语言科学的现代化添砖加瓦。 回望70年来我所语音实验研究发展的光辉历程，不能不赞叹当年的那个发展规划具有多么了不起的前瞻性！它反映了当时以罗常培为首的语言所领导的高瞻远瞩，对语言学的发展极具前瞻眼光以及深知应该与国际接轨的敏感。仅从我所接触到的这些，就足以说明这个规划不但立足当时，而且未雨绸缪，放眼未来；不仅仅立足语言所的当时人员需要，而且考虑长远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充分考虑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语音的实验研究来说，除了必要的实验设备，人才队伍才是决定性因素。在70来年的发展历程中，历届所领导和实验室领导，无不坚持和贯彻着这样一条队伍建设主线。正因为具有这样的远景规划，不但逐步壮大了我所的语音研究队伍，而且还通过招收研究生或进修生以及开办短期培训班，为我国语音学界、言语工程界乃至国外一些院校培养和输送了不少专业人才，有效地促进了整个语言科学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