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子平：各位晚上好！今天由我来主持，我是主动申请兼座谈的主持的。我是谢老师四十多年的弟子兼张志忠的师兄，和王晓明也是将近40年的老朋友，因此这个战略地位是最适合我的。这题目是我和晓明一起讨论出来的。今晚的分工是这样的，谢老师、我和晓明负责回忆的部分，反思就由张志忠来负责。1980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呢？于我来讲，我特别看重情感上的联系，当初我和晓明在沟通这个题目的时候，晓明突然想起来在80年代，我们有过一次的答问。当时林斤澜先生在当《北京文学》主编的三年里，他着力主办文学批评的专栏，想要建立青年批评家的队伍，由我和一些青年批评家笔谈，我记得只做了三到四个，里面就有王晓明、陈平原等人。后来我问了晓明，问他有没有保存相关的资料，晓明便拍了照片给我，居然是他的自选集全选，题目是“答黄子平问”。我读完之后，感触颇深，当年的我们能够谈如此有深度的问题，内容是关于作者已死、作家的心理分析等等。它让我在情感上产生了某种回应，一种怀旧之感。有一段时间，怀旧似乎成了不好的词语，“一谈到80年代就在怀旧”，但我始终觉得不太公道，活到这把年纪还不让怀旧。怀旧当然是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上的反应。 为什么光回忆不反思呢？反思是理性的运作，而我现在相当重视情绪上的回应。趁着今天当业余金牌主持人的机会，想问谢老师当年我不敢问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说起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谈到谢老师的名字一定会和三个崛起联系在一起，三个崛起和朦胧诗有关系，而且三篇文章发表的方式都很不一样，谢老师是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光明日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报纸。孙绍振当初想要撤回自己稿子，《诗刊》的人找到了他，给他发表了。徐敬亚的文章是一篇毕业论文，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后来这个杂志消失了，主编因此也被撤了。之后，他们在兰州开了一个研讨会，我的朋友李庆西就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当时还有北京的中年批评家张炯，当他们三个人在运动员进行曲的奏乐之下步出主席台向台下招手，全场迎来经久不息的鼓掌。但李庆西说其实当时台下的英雄是谢昌余，所有的人都在找谢昌余拍照、签名，这是1980年代里非常重要的文学事件。那么我当年很想问但不敢问的一个问题是：当铺天盖地的批判扑面而来的时候，谢老师当年你有没有害怕过？ 谢冕：关于80年代的情况，今天我写了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听，“在80年代之前，就我个人来说，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没有青春，我们的青春都被消耗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当中、大批判当中，那是一个破坏的年代，我从1960-1976年，我一直是个助教，我的工资从46块到56块到62块，涨了16块。我们没有正常的工作，我们被赶出了课堂，我们被终止了学术研究。所以80年代以前，我是不愿意回忆的，那是一个破坏的、没有建设性的年代。事情的转机发在1976年，1976年之后，黄子平、张志忠、王晓明陆续进了大学，结束了他们在农场上的知青生活。他们的到来也唤起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终于有工作了，我们能够重新站在课堂上、站在黑板前面给他们上课，这是一个无比幸福的年代。这年代开启了我们的青春，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非常新鲜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年代。” 黄子平说到了朦胧诗，我和朦胧诗的遭遇发生在1976年的秋季、初冬时节，在北京昏暗的路灯下，我发现了一个油印刊物——《今天》杂志在路上销售，至今我已经想不起多少钱了，大约是1元钱一本。这本油印的刊物和墙上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兴奋，我觉得我多年梦想的诗歌状态应该是这样的——非常新鲜、带着活力、充满着人性的状态。我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知音，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艺术有了希望。曾经有人说我胆子大，但是我要说我不是胆子大，因为我对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认识，它曾经失去，它曾经步入歧途，但是现在的我看到了希望。我带着这种希望一直到了80年代的第一年，由北大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其他的一些单位以及广西的高校联合召开了一次中国诗歌座谈会，这大概是在新诗历史以来的第一个关于理论的座谈会，我参与了会议的组织与筹备并且在会议上作了发言。我的发言资料来源于《今天》杂志以及那堵墙上的诗歌。当时的论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我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当时的我不知道害怕，我只是凭着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良知而发言。后来一想，才有了害怕的感觉，诗歌界的泰斗反对我，他们都是我尊敬的人，因此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我的心中还是害怕的。后来这件事情惊动了高层，我和朱光潜先生都被点名了，当时在汇报的时候，我并没有听清楚，北大党委希望我做一些回应，我说可以，就在北大校报上以记者问答形式进行回应。后来有人问我，我做过检查吗？我回应过批判过我的人吗？我说没有。但是我向北大党委做过交代。 我的命运比孙绍振和徐敬亚都要好。我没有被停止讲课，在讲课的时候，我的学生挤满了课堂，那时候的我有点害怕。当时有一个学生在课堂给我递条子，说课堂上有陌生人，原来是北大教务部门的先生需要听听我的课，但是我在北大的遭遇是非常好的，使我能够一直教课下去。80年代给了我青春，80年代使我重新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我在80年代那样令人怀念的环境中做我的学问，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80年代做的。所以你们会感谢80年代，黄子平、王晓明、张志忠都会感谢80年代。 黄子平：为什么问谢老师怕不怕，因为我们当时跟着谢老师读硕士的时候，谢老师一下子开给我们200本必读书目，全部是诗集，里面就包括这些泰斗的诗集，所以我们就很诧异。幸亏我们知道诗集有时候是很浪费纸张的一种文体，所以读得很快。我们隔壁跟王瑶读现代文学的同侪，他们也是200本，第一部就是鲁迅全集，第二部郭沫若文集，第三部老舍文集，我们早就读完了200本，他们还在读鲁迅全集。 谢冕老师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青春，青春就是无畏。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读的《青春之歌》，我对里面的一句话印象很深，他们在游行的时候喊“北大北大，不怕不怕。”我进了北大之后，看到了谢老师一个十几年的助教，发表了这么大逆不道的文章，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北大没有给他任何的处罚，所以感受到北大的氛围确实和其他的学校不一样。那么就需要对比一下著名的华东师大他们的氛围又是怎么样的，现在有请晓明老师。 王晓明：我们都是78年入学，算77级。当时华东师大来了新的党委书记，这个书记也是吃了很多年的苦头后恢复工作的，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一个老干部。当时新生进华东师大之后，对学校非常不满。我们一进学校，就要在校园里割麦子。我们很多同学原来都是在农村割麦子，拼命考上了大学，还是要割麦子。当时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只有桌子，没有椅子，所以我们当时都是站着吃的，同学们都有意见。新来的党委书记就坐在办公楼的长条桌子上，他让77级的每一个系推举出一个学生代表坐一圈，学生的背后就是学校的处长（领导）坐一圈。学生提意见，食堂没有椅子，他马上就说后勤处长处理一下这个事情，碰到任何问题，都当场反馈，这样的会三个月开一次。他当了不到三年的党委书记，这个事情坚持了三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大学氛围。 我再讲一个深圳的大学。1986年，我在深圳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的书，那时候的深圳大学刚刚草创，却有一股比华东师大更加明显的新气象。首先，学校的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都是兼职，党委办公室同时也是校长办公室。第二，除了食堂的厨师和学校的门卫，其他的所有服务部门都是学生兼职，当时学校有一个旅馆，从经理到打扫房间，全都是学生，也就是没有后勤。第三，不开会。唯一的会就是食堂开的。当时的深圳大学很荒芜，老师都住在学校旁边的宿舍，而食堂每天中午供应一顿的午餐，所以老师都要走一二十分钟去吃饭，那是全校师生最多的时候。如果学校要开大会，在餐厅里摆一张小桌子，校长们都在那里开会。吃饭的人，开会的人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大家都可以听。我在那里待了四个多月，每天都在那里吃午饭，只有听到五六次讲话，每次一二十分钟。深圳大学充满着新气象，但也有我觉得很难理解的事情，深圳大学允许老师在外面开店。我为什么去上课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大学上课，他去赚钱，我去帮他上课。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就我所讲的两个例子，加上子平讲的北大，我们大概就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黄子平：谢谢晓明老师。我对这两个大学也有很深刻的印象。我和晓明商量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对你而言什么事情是80年代的开始？我先讲讲我自己。1979年5月1日劳动节，我们宿舍的人非常兴奋、匆忙地跑去海淀镇（现在已经拆掉了），当时海淀镇的新华书店外面排了200多米长的队伍，为了买外国名著。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原来压在阴山底下不给看的外国名著，突然在1979年5月1日大量发售。后来我看到木心的一篇散文，也涉及到了怕不怕的问题，木心说，托尔斯泰、爱因斯坦也挨斗了，我同他们一起又有什么可害怕的。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了我的80年代始于《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名著的重新销售。接下来晓明来回答这个问题。 王晓明：子平之前在电邮里布置了这样一项任务，说你要说一下你是怎么意识到80年代的。我想我们当时不是很清楚，不像谢冕老师有很明确的对比，我们还太年轻，并没有这个意识，直到80年代结束以后才发现那个时代的消逝。我和谢冕先生交往比较深的是在1990年代，在美国进行访问，在芝加哥子平家住过。我们是去开会的，会上谢冕先生做了发言。谢冕先生具有诗人一样的情怀，在最开始的时候满怀深情地说，“新时期结束了”。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去回想80年代，当我们意识到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往往是在这个时期的结束之后。而于我而言，有一件事情是真切的，大概是在78年底或是79年初，在华东师大文史楼的课堂上，课堂上（政治课）老师还是照本宣科，但是学生由于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已经有了自己不一样的想法。课上的老师，在讲彭德怀时，还是把他说成“叛徒”，我们同学当中就有人站起来反对老师的意见，课堂变成了一个激烈的辩论，老师还是尽量按照书本上的来讲，学生不断站起来反对老师，最后老师没有办法，她哭了，她一哭让我们所有的学生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在表面上看起来封闭性还是很强，思想还是陈旧的，但同时新的想法也开始爆发。如果用谢冕先生常用的话来说就是严寒和秋天、衰朽和青春的对比，看上去旧的、保守的东西好像还在，其实已经处于劣势，新的东西已经在逐渐占据了优势。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情况。 黄子平：我还以为晓明兄会讲他跑来温州买邓丽君的录音带，原来是课堂。这个问题同样也要问谢冕老师，对你来讲什么是80年代的开始？ 谢冕：80年代我开始做一个大学教师。80年代我要开始我的学术研究，而且我能够把自己过去的思考和我当时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在这之前，我只是一个永远看不到边的、看不到希望的助教。80年代我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这是我的选择。作为一个教师、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应该尊重我的工作，通过教学、研究使我自己也成长起来，所以80年代我是和黄子平、张志忠、王晓明一起成长的。在北京，我看着这些年轻的学者，我的学生辈成长；在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吴亮、黄世安、程德培等一波年轻的学者也在成长，我感到中国的学术希望仍在。我心目中的学者就是他们，我还要向年轻的学者学习，因为他们的成长，我充满了信心。虽然我年岁已长，但我不愧于80年代所给予我的教训，正是因为80年代，我能够成为大学教师、文学工作者，我的研究也正是因为80年代取得了一些成绩。要是没有80年代，我的一生便白过了，没有希望也看不到希望。那么我的希望是什么？我的希望是文学有了希望，年轻的一代有了希望，我对此充满了信心。如今我非常珍惜我现在的时光，让我看到王晓明、张志忠、黄子平也培养了很多学生。中国不能永远破坏下去，中国的学界应该建设起来，中国的学术应该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有着青春精神的。因为80年代，我们有了希望，所以我要对80年代说：伟大的80年代！ 黄子平：因为80年代的终结我们都了解，所以我们不用问，就问开始。我还想问晓明更心理学一点，整个80年代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做成什么和没做成什么？ 王晓明：黄子平果然提的都是很厉害的问题。80年代的人想法各种各样，我的同学中有人继续做文学，更多的是做别的事情。而我相对而言是一个思想相对保守的人。进大学之前，我在一家工厂当工人。进了大学之后，我的想法还是很简单，我想要读大学的中文系。曾经我最想做的事是写小说。当时大学里面有写作课，每一个中文系的学生都要写一篇小说、一首诗、一个电影剧本、一篇散文，都要涉猎一些，那时我兴致勃勃地去写小说，写完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写小说的料。我没有那些小说家所拥有的灵气、创造力和神来之笔，我只是很理性地去构造一个作品，后来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够做文学创作，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作家抱有难以消除的敬意，因为创作者是了不起。我能做的就是作分析、做研究。在“文革”之前，中国人能读的中国人写的文集，除了《毛泽东文选》，就是鲁迅的选集，所以从小受他的影响很大。鲁迅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给黑暗捣乱，决不愿意向黑暗屈服、妥协，即使不能战胜黑暗，也要抗争到底。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幼稚，老是觉得鲁迅太悲观。不能写小说，就接着做文学研究，做鲁迅的评论，做和鲁迅相似的作家研究。一个人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遂其心愿，但是在追寻想做的事情的路上，岔开了仍然和原来有关，虽然和原来并不完全一致，但至少还是喜欢的。我后来做现代文学研究，20年之后又做了文化研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条路。 黄子平：其实特殊的年代会激起我们特殊的愿望，在别的年代不可能产生的愿望，会在某一个年代冒出来。华师大居然有写作课，北大可没有。我们一入学，系主任杨晦教授第一句话就是：“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只培养学者”，当时大家都愣了，我们是一大帮文青。我带着半部诗集跑到北大来，最想当的就是一个诗人，居然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据说这句话一直延续到现在，历届北大中文系主任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当年的那半部诗集是从我在农场的时候开始写，后来半途而废的原因和谢老师一样。在一个寒冷的中午，下课的时候经过大饭厅，外面贴了一墙壁的《今天》杂志，当我读到芒克的诗，“天空，血淋淋的盾牌，黑色的太阳升起来。”当时的我惊叹，这是什么诗，才发现自己写的根本就不是诗，自己也不是写诗歌的料。后来我就去跟一个研究诗歌最杰出的教授当研究生。奇怪的是，我们三个人最后的硕士论文都不是做诗歌，谢老师非常的宽容，允许我们随意写些什么，不一定要写研究新诗的论文，尽管当初用飞快的速度读完了200本诗集，但是对诗歌的阅读、研究其实是可以贯穿到所有的文学批评的领域当中去，读诗可以感受到诗性，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思考的敏锐度。后来我就去写文学批评，通常都是别人约稿，比较匆忙，但匆忙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即时性。有些编辑突然打电话来，让我为明天才发表的小说写一篇评论，当时没有电邮、传真机，编辑是骑着自行车来北大把稿子给我看的，我看完便匆匆忙忙写完一篇短评让他带回去，这个小说就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也是我第一篇写的还没发表的小说的短评。那种文学批评的即时性，把批评和创作在时间上密切地联系起来，可能是在80年代才会有的现象。同样的问题问问谢老师。 谢冕：刚才王晓明老师说他想写小说。我想借此机会说一说对大学中文系的看法，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任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说的是对的，作家和诗人不是大学能培养出来的。我前一届的同学当中有一个叫刘绍棠，号称神童，从小就开始写小说，但是到了北大以后，第二年就退学当了作家，我很为他惋惜。我以为作家是自己能够成长起来的，作家有他的经历、文学素养和表现能力，诗人也一样。但是在大学里培养一个学者是非常难的，所以黄子平、王晓明、张志忠没有成为作家，我没有为他们惋惜，因为他们成为了学者，要知道学者是非常难培养的，这才是大学中文系应该做的工作。现在许多的大学都在培养作家，我不反对，但我也不是热烈支持的，我觉得读书、研究、积累，然后成为一个学者、专家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年轻的我想当什么呢？我想当一个诗人，中学时代不好好学习，物理化学课不好好听，就在下面写诗，所以我的理科很差，只会写作文。后来我后悔了，我不该荒废学业，直到进了大学我才慢慢地把诗人的梦想忘记，因为我知道写小说难，写诗歌更难。除了才智的原因，还有时代的原因，要表现诗意化的内心世界，是不被允许的。我没有后悔过。他们也受过诗歌的熏陶，这对于我们称为批评家、学者是有利的，相对于作家而言，做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占优势的，这是我所坚定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打击了别人，但是我打击了我自己。因为读了诗，我积累了很多材料，因此我拥有作为一个诗歌理论批评家应有的自信，我能够发言，是因为我读过，我对创作有所体验。我培养研究生和博士，从来不要求他们学我，任他们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他们读了诗歌，他们也编了一本《中国青年诗选》。大学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需要我们去思考、去掌握大量的文献资料，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学者、专家。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知道一个作家是自己养成的，不是大学培养的。他可以在大学里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可我却教不出，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成不了作家。对于这一点，我很守旧。我能成为一个学者，得益于诗歌；我没有成为一个诗人，因为创作太难了。 张志忠：你们三个讲故事，而我要做三个人的评论，这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便做一些相关的补充——同时代人的同时代感。正如子平所说，1979年5月，一大批曾经被查禁、被批判的中外文学著作突然重印，新华书店发行。我那天早晨四点多钟起来到新华书店排队买书，排队的人相当多。大概到了10点钟，等我排到书店门口的时候，很多书都卖光了，这的确是80年代的印记。晓明老师所说的在华师大吃饭有桌子没凳子，我想起我在山西大学读本科，既没有凳子也没有桌子，那几年我们都是打好饭蹲在马路边上吃。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跟你们讨论李白、杜甫的诗是没有障碍的，大家面对同样的材料、同样的信息，只不过老师比你们早几年。一讲到80年代，除了我们年长一些的老师，很多同学的确没有办法去体验，因为你们没活在那个年代。关于80年代的文学与批评，这话题还是太广阔了、太漫长了。80年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要讲清楚每个人都可以开一门选修课了。就今天而言，80年代的回忆是兴高采烈的，于是大家只回忆不反思。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态，因为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80年代被很多人描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前些年出过一本査建英编写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他们一讲起80年代，都是讲起了80年代的文化阴影，自己在80年代的文化光环。想起这个命题，早晨从五马街回来，我整整写了一页纸。为什么80年代令人兴奋，那是因为两个时代的反差。一方面当年的文化氛围的确不利于文学的生长，另一方面大学教师都去搞四清、种水稻。改革开放后，反差开始出现了。我们很多年没有书读了，我们还算是喜欢读书的人，在没有书的年代千方百计地找书来读，能够拿到手的书都读一遍，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比较愿意学习的，到了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还算是比较幸运地考上来了。1979年5月我也去买书，买到了巴金的《家》、李贺的诗，辛稼轩的词全集，而现在网上、图书馆都是书。那时候我们买书都像是过节日一样。改革开放作为一个起点，我们都不怎么害怕。一个民族从危机中解脱出来，重新寻找希望。当年，我们还属于青春期，谢老师还说自己在1978年之后开始了青春，青春总是让人留恋的。我们的青春是和一个民族的复兴，和一个国家从低谷走向充满希望的新时代连接在一起的。 80年代，我们在学术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得到了一些肯定，而且也确立了个人的文学形象，有一定的话语权。40年了，我们还站在前面，没有被70、80后的评论家、作家把我们挤下去。做文学研究至少还没有边缘化，我们还没有被out。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80年代还津津乐道。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想起80年代的确有很多的切入点，可以萌发出各种各样的话题，但确实是需要我反思，那么我的反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青春过于漫长，过于自恋。这又从何讲起呢？我读了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他讲：青春、文学、爱情、革命乌托邦式融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在几乎是无条件地承认这四位一体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看到了昆德拉对这四位一体严厉地批判与反省，我就发现我们缺少这样的反省、缺少这样的自我清算。我们当年活跃在80年代，我们觉得自己真理在握，指点江山，但如今想来我们的目光何其短浅，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推出一个新时代、呼唤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时代，但是我们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文学历程没有预见性，这是一代人的致命弱点。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市场化的到来让我们大吃一惊，让王晓明、陈思和来一场讨论，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的市场化更加明显，让他们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发现，但是我们每一次都是在新的现象面前感到吃惊，我们事先没有预判。从广义上来讲，知识分子应该有预见性，但恰恰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没有预见。从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扩张，对当下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我们也缺少足够的预见，这是需要我们反省的。 再讲一讲我对当下的判断，80年代是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激流勇进，充满了创造的激情，但是今天凭心而论，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实际上已经比80年代走得更远。今天我们回望的时候不仅仅是怀旧，我们也看到了今天与很多年前的距离，看到了80年代许多的不足与不满。80年代是一个时代的断层，历史的反差太巨大了，用诗句来描述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但是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比80年代更加开阔、更加成熟，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了80年代，今天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更加壮阔了，没有那么多的波澜、激流。比如以文学创作为例，80年代的作家，像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他们在2001年之后的创作显然比80年代的成名作好，他们有了新的扩展，新的创造，他们的思想、文笔，也有了新的成熟，已经没有80年代的生猛之处。再比如谢老师，大家一讲起80年代的“三个崛起”——就会想起《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文章，今天我觉得谢老师也好，其他人也好，应该走出那样的文学事件、文学争论。最近几年谢老师做了很多事情，组织编写了几套关于百年新诗的丛书，比如刚出版的《中国新诗总论》，把相关的理论文章、批评文章都汇编在一起，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难道我们只记得“三个崛起”？当然今天的题目是关于80年代，这个必须谈。又比如你见到黄子平教授，你就问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但是还需要看到的是2000年前后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批评、反省，可惜他今天来不及讲，我也只能提个开始。再比如王晓明教授，他现在做文化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但他的关注点仍然是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通过文化研究把文学创作，甚至还有更广阔的城市文化和现实的若干重要命题融合在一起。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80年代，我觉得这个走出是对的，让我们有了新的境界、新的观感，也有了新的思考、新的回望。而这种走出是社会和历史带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单靠自己的反省、自己的追问走出去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一个就是现代化的历程，四十年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人讲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族精神的现代化。到目前为止，可能第五个还说不上，但是其他的四个阶段已经到了收官阶段。从1840年以来，或者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转型也经过了几起几浮，国家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在相当的程度上基本完成了。我们有幸从80年代走来，我们看见了他的低谷，也看见中华民族有非常强悍的生命力。从80年代到现在，见证了历史的几起几落，比起那时的单纯、幼稚、青春、憧憬有了更多的思考、经验和智慧。 黄子平：你们明白学生食堂没有凳子的奥妙之处了吗？站着讲跟我们坐着讲很不一样。我们在北大大饭厅没桌子、没椅子，在那里就唱歌，唱着《东方红》的歌曲，改了歌词“吃要站着吃”。我这个业余金牌主持人经常插科打诨。强调一点，我们不是只回忆不反思，我们只是有明确的分工。坐着的只管回忆，站着的只管反思。其实回忆里面往往包含很多反思，这个我们一定要指出来。为什么要回忆这个不回忆那个，为什么回忆的时候带着这样一种笑容或者愁眉苦脸，都是带有一种反思的味道在里面。其实回忆是什么？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对当下的怀旧，是针对当下的情况引发出来的一种思念，更深刻地说对那些还来不及出现就消失了的历史机遇的一种怀念、追寻，所以回忆并不仅仅是回忆。 注：本文根据温州大学人文学院2019年10月21日举办的“2019·温州大学大咖谈”发言整理。由温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欧玲艳整理。原载《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