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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邢劭、魏收“各有朋党”辨 《北史》卷五六《魏收传》云： 始收比温子昇、邢劭稍为后进，劭既被疏出，子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第7册，第2034页) 所谓邢、魏“各有朋党”，先行研究多着眼于文学好尚之不同，然而邢、魏及诸文士并非“纯文学家”，政治立场、家族身份都会影响他们的交游。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将邢、魏“各有朋党”与“《魏书》案”放在一起讨论，或许能有新的发现。《史通》刘知残自注引王劭《齐志》曰： 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怅快温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记》，率是支言。(32) 高欢父子为何选择魏收修撰《魏书》?而邢劭不得修《魏书》，“时议”何以“恨”之? 《魏书》出，“时论既言〔魏〕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诸家诉讼最著者，“〔范阳卢〕斐、〔顿丘李〕庶讥议，云史书不直”，“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31、2032页)，而卢斐“以谤史事，与李庶俱病鞭杖，死狱中”(《北史》卷三○《卢斐传》，第4册，第1098页)。太原王松年“有谤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罚”(《北史》卷三五《王松年传》，第4册，第1292页)。卢思道也因对《魏书》“多所非毁，由是前后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调”(《北史》卷三○《卢思道传》，第4册，第1075页)。此外，卢潜“坐讥议《魏书》，与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北齐书》卷四二《卢潜传》，第2册，第555页)。李庶之弟李若，“坐兄庶事徙临海”(《北史》卷四三《李若传》，第5册，第1606页)，可见范阳卢斐、顿丘李庶诉讼最力，兄弟族亲亦颇受牵连。 上引《齐志》言“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作者王劭，其父便是对《魏书》“有谤言”的王松年。王松年高祖王慧龙，祖王琼，父王遵业。李冲长兄李承娶王慧龙女，对李冲有养育之恩，这是孝文帝纳王琼之女为嫔、定其为“四姓”之一的原因(《再论世家大族与北魏政治》)。王慧龙三代单传，至王遵业始有兄弟四人，比起“四姓”家族其他三支，这一支人丁稍显单薄，但凭借家世及才学，王遵业兄弟皆仕历清途，王遵业“风仪清秀，涉历经史”，其弟广业“性沉雅，涉历书传”，延业“博学多闻，颇有才藻”“兄弟并交游时俊，乃为当时所美”，洛下时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魏书》卷三八《王遵业传》，第3册，第878、879页；又《北史》卷三五《王遵业传》《王广业传》《王延业传》，第4册，第1291、1301页)。牵涉“《魏书》案”的范阳卢氏、顿丘李氏、太原王氏，皆为洛阳权贵家族，而王劭《齐志》所言“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此种与北齐官方相对立的舆论，则显然出自邺下风流一方。 邢劭与邺下风流人物多有交往，在这一交游圈中颇有影响力。对于邺下风流群体而言，邢劭自然是修《魏书》的最佳人选。早在宣武、孝明帝朝，邢劭之父邢虯便积极与核心家族交往。“〔邢〕虯善与人交，清河崔亮、顿丘李平并与亲善”(《北史》卷四三《邢虯传》，第5册，第1587页)，邢虯之子邢臧(字子良)、邢劭皆与北海王元景、王晞兄弟交游，“魏末，〔王晞〕随母兄东适海隅，与邢子良游处”，“子良爱其清悟，与其在洛两兄书”，在书信中称赏王晞(《北史》卷二四《王晞传》，第3册，第885页)。邢劭“年未二十，名动衣冠”，“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劭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北史》卷四三《邢劭传》，第5册，第1588、1589页)。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元罗为青州刺史，“于时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奖等咸为其宾客，从游青土”(《魏书》卷一六《元罗传》，第2册，第408页)。孝明帝末年，朝野动荡，王元景为东莱太守，邢劭“举室就之”。当时在青州的河北流民邢杲发生叛乱，“郡人以劭是邢杲从弟，会兵将执之”，王元景“以身蔽伏其上”，全力保护，邢劭才幸免于难(《北史》卷二四《王昕传》，第3册，第883页)。孝庄帝永安年間(528-530)，“吏部尚书陇西李神儁大相钦重，引为忘年之交”，邢劭“累迁中书侍郎，所作诏文体宏丽”(《北史》卷四三《邢劭传》，第5册，第1588、1589页)。 迁邺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大约因为与洛阳朝廷的关系，邢劭颇受冷遇，作为当时南朝人心目中的“北间第一才士”，竟被安以“不持威仪，名高难副”的理由，不得出境受聘(《北史》卷四三《邢劭传》，第5册，第1591页)，后又以故被疏出外放。当时洛下核心家族文士多有被外放者，如李神儁、卢道约、陆子彰等皆是。在高澄接班之后，欲利用邢劭的影响力笼络文士，邢劭“自除太常卿兼中书监，摄国子祭酒”，“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长期负责议定礼仪律令的工作。邢劭“晚年尤以《五经》章句为意”(《北史》卷四三《邢劭传》，第5册，第1592页)，与此不无关系。虽言重用，高澄兄弟也从未让邢劭染指修国史的工作。 魏收比邢劭年少十岁，声名转盛已是孝武帝朝，与洛下朝廷未有过多瓜葛，在孝武帝与高欢关系紧张时，又能适时抽身。魏收曾人高欢霸府，却以不擅文吏之职“受旨乖忤，频被嫌责，加以箠楚，久不得志”(《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7页)，然而在魏收修国史之后，高欢父子对他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兴和(539-542)初，高澄入邺，初总朝政，起用了一批门第较低的士族子弟(33)。魏收“本以文才，必望颖脱见知，位既不遂，求修国史”，托博陵崔暹言于高澄，得修国史(《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8页)。大约在同时，邢劭得罪高澄亲信崔暹，“由是被疏”(《北史》卷四三《邢劭传》，第5册，第1591页)。 修国史是魏收仕途的转折点。高欢父子觉察到魏收之可用，多次抬举魏收。高欢曾指魏收而言：“此人当复为崔光。”魏收有诗云“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高澄赏之，谓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采。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邢〕子才、〔温〕子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高洋也曾公开贬斥邢劭曰：“尔才不及魏收。”(《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8、2029、2038页)可见，高欢父子不仅有意抬举魏收，甚至有意支持魏收与邢劭争名。 与邢劭相较，魏收与洛下权贵以至邺下风流均未有太多关联，更容易站在高欢父子的政治立场修史，在史书中贯穿高欢父子的政治逻辑。高欢曾公开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这其中的暗示非常明显。私下场合，高欢父子或许对魏收也有所授意。魏收性褊急，修《魏书》时，“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8、2031页)而洛阳权贵家族受高欢父子压制，在《魏书》公布之前，他们大概已感受到压力，所以“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向来矜纵、又跟魏收有宿怨的崔  ，竟然也因“恐被恶言”而试图讨好魏收，“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则魏子。’”(《北齐书》卷二三《崔 传》，第1册，第335页)魏收“缩鼻笑之，憾不释”(《北史》卷二四《崔 传》，第3册，第874页)。最后《魏书》出，诸家子孙诉讼，高洋惩治诉讼者，保护魏收，也说明了官修《魏书》体现的是高欢父子的立场。高欢父子除了用魏收修史，也倚重其文才，“自武定二年以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这是迁邺以后邢劭再未得到过的待遇。而大约一年后，邢劭被外放为西兖州刺史，又两年后，温子昇被杀。所谓“〔邢〕劭既被疏出，〔温〕子昇以罪死，〔魏〕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其背景即是如此。后来孝昭帝即位，“别令〔阳〕休之兼中书，在晋阳典诰诏，〔魏〕收留在邺”，“又除祖珽为著作郎，欲以代〔魏〕收”，背后其实是北海王晞的操作。对于文士来说，草诏、修史是身份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而王晞特意夺走魏收草诏、修史的权职，使魏收“文史顿失”(《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33-2035页)，也恰恰说明了邺下风流群体对此特殊的介意。 不过，高欢掌控北镇勋贵的实力是年轻的高澄、高洋所不具备的。高澄兄弟要顺利接班，必须利用士族势力，在邺下建立一个为他们所用的官僚系统。而邺下风流群体与高欢父子有天然的政治隔阂，高澄兄弟必须利用一两个双方都认可的人物进行笼络。这一层，高欢在世时必也十分清楚，或许也曾留心物色这样一个人物，大约曾考虑过崔  ，可惜崔 过于标榜门第，又“恃预义旗，颇自矜纵”，排挤异己、引用亲党皆不加掩饰，行事较为霸道。故高欢称“崔 应作令仆，恨其精神太遒”(《北史》卷二四《崔 传》，第3册，第872页)。相较而言，杨愔与邢劭确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弘农杨氏遭尔朱氏灭门报复之后，人丁凋零，杨愔虽为名望极高的贵公子，却失去了家族势力。从杨愔被重用之后的表现看，他似乎很能体会高澄、高洋兄弟的用意，也能识时务地支持其做法，如前后两次支持高澄、高洋禅代，又如支持立赵郡李氏为后，以确保太子能获得士族势力的支持等等。河间邢氏虽非一流高门，然而邢劭文名震动洛下文坛，与杨愔、王元景、陆子彰以及其他邺下风流人物又多有交情，在年轻一代的世族子弟中颇有影响力。比如陆印为邢劭所赏，“由是名誉日高，雅为缙绅所推许”(《北齐书》卷三五《陆印传》，第2册，第469页)，颇有些人物品鉴的味道。甚至后来享誉文坛的卢思道，年少时也曾师事邢劭(《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第5册，第1397页)。 武定五年的谋反刚过去不久，杨愔便“以望实之美，超拜吏部尚书”(《北史》卷四一《杨愔传》，第5册，第1502页)，同时，邢劭也从西兖州刺史任上调回，“至都，除中书令”(《北史》卷四三《邢劭传》，第5册，第1592页)。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向洛下核心派示好。北齐天保元年(550)，高洋受禅，邢劭为太子少师，杨愔为太子少傅。天保年间，杨愔又先后为尚书右、左仆射。自任吏部尚书以来，杨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汲引士族人物的作用，当然，这背后必然有高澄、高洋的默许。史称“杨愔风流辨给，取士失于浮华”(《北齐书》卷三八《辛术传》，第2册，第502页)，又称： 〔杨愔〕奖擢人伦，以为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愔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愔闻，不以为意。(《北史》卷四一《杨愔传》，第5册，第1503页) 史书所记杨愔所取之士，有范阳卢思道、清河崔瞻等人。卢思道因非毁《魏书》而“落泊不调”，“后左仆射杨遵彦荐之于朝”，才解褐出仕(《北史》卷三○《卢思道传》，第4册，第1075页)。《崔瞻传》称“自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酝籍者为潦倒”，崔瞻正是“潦倒”者之代表(《北史》卷二四《崔瞻传》，第3册，第876页)，年近四十仍仕途落魄；杨愔引为中书侍郎，始入清途。又《卢询祖传》云： 天保末，以职出为筑长城子使。自负其才，内怀郁快，遂毁容服如贱役者以见杨愔。愔曰：“故旧皆有所糜，唯大夏(案，卢询祖袭祖爵大夏男)未加处分。”询祖厉声曰：“是谁之咎!” (《北齐书》卷二二《卢询祖传》，第1册，第321页) 卢询祖出自范阳卢辅一支，而非与北魏皇室联姻的卢玄一支。卢辅一支在北魏朝廷官宦不显，并非权贵。直至北魏末年，卢文伟(卢询祖之祖)跟随高欢建义，与渤海高乾兄弟、赵郡李元忠同为支持高欢的最重要的河北强宗，此后卢辅一支才成为邺下新贵。引文中杨愔所谓“故旧皆有所縻”，大约指卢思道、崔瞻等洛下核心派家族子弟皆得入清途，而作为新贵子弟的卢询祖，竟反受压制，被出为小吏。卢询祖“文辞华靡，为后生之俊”，曾“为二十余人作表，文不加点，辞理可观”，然而“邢劭盛誉卢思道，以询祖为不及”(《北齐书》卷二二《卢询祖传》，第1册，第320、321页)，与杨愔立场一致。可见，诸如“取士失于浮华”“取士多以言貌”“贫士市瓜，取其大者”，是基于邺下新贵一方的立场、对杨愔汲引风流之士的做法表示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魏收与卢询祖关系颇善。《颜氏家训》记卢询祖点评江左王籍之诗，“魏收亦然其论”(《颜氏家训集解》，第295页)。又上文提到，由于王晞的背后操作，孝昭帝别令阳休之典诰诏，魏收对此大为不平，谓卢询祖曰：“若使卿作文诰，我亦不言。”(《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34页) 另外，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为当朝新贵，而魏收、卢询祖皆与两家子弟关系亲密。早在北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世代联姻，而巨鹿魏氏也是两家的联姻对象，如博陵崔昂之父为魏收之舅，魏收又娶崔昂之妹。文宣帝高洋皇后李氏，为赵郡李宪之孙女，李希宗与博陵崔幼妃之女。赵郡李氏“诸房子女”又因李皇后的关系，“与帝室姻媾重叠”(《北史》卷三三《李孝贞传》，第4册，第1218页)。而赵郡李氏之所以得与高氏联姻，成为邺下新贵，李元忠的义勋身份自然也起了重要作用。李希宗之弟李希仁，娶崔昂从父之女即魏收表姐为妻，后来崔昂、魏收还曾因为包庇她而被除名(《北史》卷五一《彭城王澈传》，第6册，第1863页)。魏收作《魏书》，着意揭露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的私秽丑闻，贬低清河崔氏、陇西李氏，而褒美名望不及上述五家的赵郡李氏、博陵崔氏(《<魏书>“秽史”问题新证》)，固然贯穿了高欢父子的政治立场，也有魏收的个人立场。 赵郡李祖勋为李皇后之兄，尝宴诸文士，卢询祖为其座上宾，文宣帝使小黄门至宴索破柔然贺表，“询祖俄顷便成”。又《隋书》卷五七《李孝贞传》： 〔李孝贞〕与从兄仪曹郎〔李〕中骚、太子舍人〔李〕季节、博陵崔子武、范阳卢询祖为断金之契。(第5册，第1404页) 李孝贞娶崔昂第二女(《崔昂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34页)，其父李希礼为李希宗之弟，李孝贞与李祖勋为从兄弟。李中骚，《北齐书》《北史》皆作李搔，即李元忠之子，“人为尚书仪曹郎，天保八年卒”(《北齐书》卷二二《李搔传》，第1册，第315、316页)。可见上引“断金之契”当在东魏年间至北齐天保八年(557)之前。博陵崔子武，其母为李希宗之妹(34)。卢询祖为卢文伟之孙，已如上述。这个以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成员为主的士人交游圈，他们在洛下的家族名望远逊于陇西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等家族，却在迁邺之后，或与高氏联姻、或为高氏爪牙，迅速成为士族新贵，我们不妨称之为邺下新贵交游圈，以区别于出自老牌士族的邺下风流交游圈。这两个交游圈虽有一定交集，但家族身份的差异、政治立场的不同已经足够在他们之间划上一道深深的鸿沟。邺下风流交游圈源自洛下核心家族，人才荟萃，才学见称于史籍；邺下新贵交游圈的家族在洛下处于边缘，人物也逊色得多，这也使得这一交游圈在史书中若隐若现。 很可注意的一点是，史称魏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38页)，基于这种“浮华轻险之徒弗重”的判断，便会有上述对杨愔“取士失于浮华”的批评，可见魏收再一次与邺下新贵站到了同一立场。换言之，对杨愔取士的批评，应当来自魏收、卢询祖一方。而所谓邢劭、魏收“各有朋党”，其实也是邺下士族分野的一种表现。 废帝高殷乾明元年(560)，高演发动政变，诛杀顾命大臣杨愔，数月后又废高殷自立。杨愔死，高演“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总机务”，“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将涉千里，杀骐骥而策蹇驴，可悲之甚。’”(《北史》卷四一《杨愔传》，第7册，第1507页)杨愔之死并不只是邺下风流的损失，在高洋以文士官僚对抗勋贵集团整个设计中，杨愔是最重的一个筹码。初高洋为太原公时，赵郡李祖娥为其夫人，高洋称帝后，将立皇后，“杨愔固请依汉、魏故事，不改元妃”，渤海高德正“犹固请废〔李〕后而立段昭仪，欲以结勋贵之援”，“帝竟不从而立〔李〕后焉”(《北史》卷一四《齐文宣皇后李氏传》，第2册，第521页)。这足以说明，高洋希望借助士族势力，使他所控制的邺下官僚系统足以与晋阳的勋贵集团相对抗。而为了李后之子高殷能顺利继承皇位，高洋势必倚重杨愔及其背后的士族势力，以增加太子的政治资本。这一切随着杨愔被杀、高演夺位而破灭，历史自此进入一个拐点。在北齐的中后期，北镇勋贵与宫廷政治势力互相争斗，朝廷文官系统往往沦为附庸，整个士族群体的地位进一步滑落，许多朝士行止犹如恩幸，虽然仍有“后进风流”的余脉，只算得上是一点余光返照，所谓“可悲之甚”，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