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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子昇、王元景的命运 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迁洛，北魏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史书称“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北史》卷四三《邢劭传》，第5册，第1589页)(18)，而“诸王皆待士以营声誉”的现象又尤可注意(《魏书》卷二一上《高阳王雍传》，第2册，第552页)。文化修养较高的元魏宗王不为少数，他们与文士交游，本身是洛下文坛的重要活动，而文士出任宗王府僚，也是积累政治资本的一种途径。特别是身居朝廷要职的宗王与文士的交往，自然不能被看作单纯的文学酬唱，而是政治声望、文坛声望两种资源的互相牵引与利用。诸多核心家族的文士，凭借家世、才学等条件，以及联姻、交游等关系的援引，参与文人雅集，逐渐积累文坛声望，适时转化成政治资本，入仕清途。李神儁、李谐、卢元明、王元景等莫不如此。 孝庄帝元子攸由宗王而登帝位，虽然在河阴之变发生后，北镇政治精英已经成为政治上的主导势力，但至少在中央朝廷，元魏宗室与陇西李氏所编织的家族网络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可以说，孝庄帝朝是士族政治的最后黄金时代。上一节提到，虽有权臣掣肘，孝庄帝仍通过李神儁极力汲引士族人物，以扩大势力，抗衡尔朱氏。而孝庄帝密谋诛杀尔朱荣，“京师人怀忧惧”(《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第6册，第1759页)，直接参与了谋杀尔朱荣的，除了元魏宗室、陇西李氏、弘农杨氏等几位亲信，尤让人注意的是温子昇的身影。这些人随后陆续遭到尔朱氏、高欢的清洗，温子昇虽暂得逃脱，却在十几年后为高澄所杀，其死于非命与此颇有关系。 温子昇死后十余年，魏已禅齐，王元景“以雅谈获罪”，为高洋所杀。温子昇与王元景，一个是在魏末政治中逐渐向朝廷核心靠拢的寒人，一个是士族风流的标杆性人物，从出身到经历都截然不同，却同样在邺下死于非命。下文将勾勒北魏末年以至北齐初年的相关线索，考察温子昇、王元景的经历，旁及邢劭、魏收等人，探讨温子昇、王元景二人之命运，以对邺下风流作一外一内之观察。 温子昇初“为广阳王渊贱客，在马坊教诸奴子书”。孝明帝熙平元年(516)，东平王匡为御史中尉，“博召辞人以充御史”，温子昇射策高第，“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御史〕台中弹文皆委焉”(《北史》卷八三《温子昇传》，第9册，第2783页)。 正光元年(520)或二年，年轻的王元景也开启了他的仕途，与“家世寒素”的温子昇需要通过考试获得任官资格不同，王元景出身士族，“太尉汝南王悦辟为骑兵参军”(19)。其释褐之前的经历，史书专门记下一笔：“〔王元景〕与太原王延业俱诣魏安丰王延明，延明叹美之。”(《北史》卷二四《王昕传》，第3册，第882页)安丰王延明活跃于孝明帝后期以及孝庄帝朝，与中山王熙、临淮王或“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北史》卷一九《安丰王延明传》，第3册，第687、688页)，为元魏宗室之翘楚，时称“三王楚琳琅”(《北史》卷一六《临淮王或传》，第2册，第606页)。史书特别提到王元景对安丰王延明的拜谒，以及后者的“叹美”，自然是因为对于传主日后在洛下文坛以至政坛的发展，此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时，非宗室人物的起家官通常在正七品以下(20)，而王元景起家官太尉府骑兵参军为从六品上，这在北魏洛阳时代是屈指可数的(21)。而且，在汝南王悦的太尉府中，王元景以文士自诩，耻于武服驱策，“左右言其诞慢”，汝南王悦却言“府望唯在此贤，不可责也”(《北史》卷二四《王昕传》，第3册，第882页)。王元景六世祖王猛为苻坚丞相，祖王嶷。王嶷为长子娶清河崔休之姊(《魏书》卷六九《崔休传》，第5册，第1525页)。王元景父王云，亦娶清河崔氏，大约也是崔休姊妹。崔氏“学识有风训，生九子，皆风流酝藉，世号王氏九龙”(《北史》卷二四《王昕传》，第3册，第885页)。凭借北海王氏的政治声望及其与清河崔氏的婚姻关系，王元景自然也是洛下核心交游圈的一员。可以推想，王元景凭借洛下交游积累的声望，获得了一个超乎一般人的起点，年纪虽轻而仍然当得起“府望”之称。 正光四年(523)左右，王元景、温子昇各自随元罗(元叉之弟)、李神儁出镇地方(《魏书》卷一六《元罗传》，第2册，第408页；又《魏书》卷七三《温子昇传》，第5册，第1875页)，积攒政治资历。随后，广阳王渊北征，温子昇为行台郎中，“军国文翰皆出其手，于是才名转盛”(《魏书》卷七三《温子昇传》，第5册，第1875页)。温子昇志欲立事，而王元景则“以兵乱渐起，将避地海隅”，求为东莱太守，邢劭“举室就之”，皆得免于随后的河阴之难(《北史》卷二四《王昕传》，第3册，第883页)。广阳王渊败于葛荣，温子昇潜逃回洛阳，仅仅半年之后便身历河阴之变。尔朱荣于河阴滥杀朝士，又围朝士百余人，“临以白刃，唱云能为禅文者出，当原其命”，“时有陇西李神儁、顿丘李谐、太原温子昇并当世辞人，皆在围中，耻是从命，俯伏不应”(《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第6册，第1754页)。年仅二十、声名未起的魏收“亦在围中，以日晏获免”(《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6页)。 尔朱荣“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第5册，第1648页)，几占京官总数的一半，且大多数为有资格参与迎驾的高级官吏(22)。“自河阴之役，人情骇怨”，幸存官僚本已是惊弓之鸟，不少人“或求外官，或隐居避祸”(23)。而孝庄帝密图尔朱荣之前，“京师人怀忧惧”(《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第6册，第1759页)，期间曾自外还朝的邢劭、杨愔，也一同避祸外出，“隐于嵩山”(《北史》卷四一《杨愔传》，第5册，第1501页；又《北史》卷四三《邢劭传》，第5册，第1589页)。王元景自孝昌年间避地东莱，一直未在孝庄帝朝出现。而温子昇则一直任职朝中，累迁中书舍人。温子昇曾为李神儁掾属，为其赏重，这其中大约也有李神儁的作用。 永安三年(530)，“庄帝将图尔朱荣也，〔杨〕侃与其内弟李晞、城阳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预密谋”(《魏书》卷五八《杨侃传》，第4册，第1284页)，“尔朱荣之死也，武毅之士，皆〔李〕彧所进”(《北史》卷一○○《李彧传》，第10册，第3334页)。另李或从祖兄李义邕(李冲长兄李承之孙)，“庄帝居藩之日，以外亲，甚见亲昵”，“及即位，特蒙信任”，“尔朱荣之诛，义邕预其事”(《北史》卷一○○《李义邕传》，第10册，第3325页)。 上述孝庄帝的亲信中，城阳王徽为宗室，陇西李或等人为孝庄帝母族，弘农杨侃则是邺下风流人物杨愔的从兄。如上所述，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后，弘农杨播、杨椿、杨津兄弟逐渐向与陇西李氏、“四姓”家族靠拢，与之联姻，结成利益共同体。杨椿、杨津皆位至三公。不单杨播之子杨侃直接参与了孝庄帝的密谋，杨椿之子杨昱、杨津之子杨逸(杨愔之兄)也都是孝庄帝的重要亲信。 颇让人意外的是，温子昇也被孝庄帝视为亲信，参与了密谋。《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 至十八日，〔孝庄帝〕召中书舍人温子昇告以杀荣状……良久，语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必不死!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不与常道乡公同日生。”(第6册，第1761页) 《北史》卷八三《温子昇传》： 及〔孝庄〕帝杀尔朱荣也，子昇预谋，当时赦诏，子昇词也。荣入内，遇子昇把诏书，问：“是何文字?”子昇颜色不变曰：“敕。”荣不视之。(第9册，第2785页) 柴芃先生指出，魏收所作《魏书》对孝庄帝及其支持者进行了系统的丑化，通过精心编排，故意隐瞒尔朱荣谋篡等重要事实，将孝庄帝描写成一个轻躁、猜嫌的昏君，将其重要亲信李彧、元徽等人树立成奸臣小人的形象。《魏书》刻意隐瞒的部分史实，赖《北史》相关材料而得知，而且这部分材料颇有与温子昇相关之事，如上文所引两条材料皆只见于《北史》，大约出自温子昇所撰《永安记》。特别是孝庄帝对温子昇所言“宁与高贵乡公同日死”云云，正道出尔朱荣有不轨之图、孝庄帝欲与之拼死一搏的心理(24)。而谋杀当天，温子昇的镇定应变，也为孝庄帝手斩尔朱荣赢得了时机。 此后，尔朱兆人洛，温子昇“惧祸逃匿”(《北史》卷八三《温子昇传》，第9册，第2785页)，此前已“惧祸解官”的李神儁“逃窜民间”(《魏书》卷三九《李神儁传》，第3册，第896页)，而城阳王徽、杨侃、李彧等人则纷纷遭受报复。李彧之父李延寔、弟李彰与孝庄帝一同被虏，见害于晋阳。李义邕及其兄李义兴、李义真，则在普泰元年(531)为尔朱仲远所害。弘农杨氏一家百口更是遭到灭门报复，杨愔“家门遇祸，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孙女数人”(《北史》卷四一《杨愔传》，第5册，第1503页)。高欢取代尔朱氏之后，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清洗，针对有“历史问题”的士人的诛杀仍时有发生。杨愔从兄杨幼卿在高欢麾下，“以直言忤旨见诛”(《北史》卷四一《杨惜传》，第5册，第1502页)。李或虽逃过尔朱氏的报复，却在“孝静初，陷法见害”(《北史》卷一○○《李彧传》，第10册，第3334页)，显然是高欢的构陷。 高欢拥立孝武帝元修，永熙年间(532-534)，李神儁、王元景、邢劭、温子昇等人皆来归阙。李神儁为尚书左仆射，已见上节。温子昇、魏收为中书舍人。魏收名声转盛当在此时，史称此时魏收“与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7页)。在此期间，孝武帝的洛下朝廷与高欢的晋阳霸府皆大力笼络文士。高欢麾下，“文檄教令，皆自〔杨〕愔及崔  出”(《北史》卷四一《杨愔传》，第5册，第1501页)。孝武帝兄子广平王赞“盛选宾僚”(《北史》卷三八《裴伯茂传》，第5册，第1381页)，欲以魏收为府僚，“收不敢辞，乃为《庭竹赋》以致己意”(《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7页)。永熙三年，孝武帝与高欢关系日益紧张，邢劭“以母老辞”(25)。而就在孝武帝与高欢公开决裂前夕，魏收“惧有晋阳之甲”而辞去舍人之职(《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7册，第2027页)。随之，孝武帝让温子昇草敕“决裂书”，“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昇乃为敕”(《北史》卷六《齐神武帝纪》，第1册，第220页)。一个月后，高欢南下入洛，孝武帝西奔关中。此时王元景无活动可考，不过以其善于识机避祸，即便一直在朝，大约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高欢另奉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是为东魏。整个东魏年間，士族中仍潜伏着反对高欢的势力，时有反叛。天平四年，西魏独孤信占领洛阳，郑先护之子郑伟借此率众西附(26)。武定元年(543)，北豫州刺史高慎举州西叛，荥阳郑术“赞翼谋谟，潜思去就，既而左提右挈，举众西归”，在其中发挥了较大作用(27)。武定三年(545)，荥阳郑仲礼、郑恭业、陇西李世林等人谋杀高欢未果，伏诛(《北史》卷六《齐神武帝纪》，第1册，第229页；又《魏书》卷五六《郑恭业传》，第4册，第1239页)。因为“历史问题”，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与高欢政权有天生的隔阂与猜嫌，叛乱中时见陇西李氏、荥阳郑氏的身影，恐怕不是偶然。  大约因为邺城形势未安，侯景叛乱未平，收拾人心是当务之急，高澄只诛杀了直接参与者及诸元六十余人，并未追究其他家族。与此同时，高澄却“疑黄门郎温子昇知元瑾之谋，系诸狱而饿之，食弊襦而死，弃尸路隅”，后来又宣称“子昇吾本不杀之”(《北史》卷三四《宋游道传》，第4册，第1274页)。放过有谋反嫌疑的崔  ，是为了向士族表态不扩大株连，而残酷杀害未必知情的温子昇，又弃尸路隅，则是杀一介寒人以示其怒，以起到儆戒的作用。温子昇之所以受到怀疑，又能起杀一儆百之作用，自然是因为他与洛下朝廷的亲密关系。杨愔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昇彬彬有德素”(《北史》卷八三《温子昇传》，第9册，第2785页)。温子昇起自贫寒，得与邢子才、王元景文德并称，固然以其文才过人，更因为他在洛下参与的事业给他带来了声望，当然，也带来了杀身之祸。尤令人咨嗟的是，与温子昇同样“世寒贱”、同样在熙平元年射策高第的孙搴，未如温子昇一般投身魏末政治，后来在高欢相府“大见赏重”(《北齐书》卷二四《孙搴传》，第2册，第341页)，与温子昇命运悬殊。 温子昇被杀，时在武定五年，其《永安记》三卷必撰于此前。而同在武定五年，《洛阳伽蓝记》作者“因行役，重览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颇有《黍离》之感、宗周之悲，“故撰斯记”(《洛阳伽蓝记校注》，第1、2页)。曹道衡先生指出，《洛阳伽蓝记》宗旨是“通过写佛寺之盛衰，以哀悼北魏之亡”，同时指出作者对节闵帝元恭颇为同情(29)。其实，在《洛阳伽蓝记》作者的描述中，城阳王徽亦形象甚佳，勇于承担，与《魏书》所塑造的争权小人形象绝然不同(30)。即使不做过多引申，认为邺下文士中存在一种对魏末洛下朝廷的同情与追念，应当不成问题。邺下风流的高门子弟，只不过在这种追念之外，多了一层盛门不再、饱受冷遇的失意。而自负才地、标榜风流，则是这种失意的流露。 有趣的是，如果说卢元明、李谐、崔  等人展现的“风流”，正符合当时人对高门子弟的期许，那么王元景的形象则带有更多的名士遗风。《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八代谈薮》：王元景尝大醉，杨遵彦谓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头低，麦熟头昂。黍麦俱有，所以低昂矣。”(31) 黍、麦用以酿酒，故王元景以之自比醉态。本传称其“雅好清言，词无浅俗”，皆如此类。天保年间(550-559)，文宣帝高洋以朝士赐人作奴，有人私谓王元景曰“自古无朝士作奴”，元景对曰：“箕子为之奴，何言无也?”王元景好清谈戏谑，行止儒缓疏诞，高洋以其“疏诞，非济世才”，曾骂之“好门户，恶人身”，大约因为王元景的行止给人一种自诩前朝名士的印象，甚至可能曾流露对元魏的怀念，所以在禅代之后受人所谗，谓其“每嗟水运不应遂绝”。而所谓“箕子为奴”，竟暗比高洋为殷纣，高洋闻之果然大怒，后来终于找了个理由将他“斩于御前，投尸漳水”，算是对自命清流的一种侮辱与警告(《北史》卷二四《王昕传》，第3册，第883-885页)。所谓“尚书王听以雅谈获罪”，即指此事。而《北齐书》在叙述卢昌衡等“后进风流”时，特别提到“尚书王昕以雅谈获罪，诸弟尚守而不坠，自兹以后，此道顿微”，竟将王元景“雅谈”作为“风流”的一种传统来追溯，可见王元景在当时的标杆性地位。 温子昇与王元景皆死于非命，前者被怀疑参与了武定五年的诸元反叛，后者被指控表达了对元魏的怀念。前者见诛于东魏，后者受戮于北齐。世易时迁，他们同洛下朝廷的种种关联仍然左右着他们的命运。在温子昇被贴上“文德”的标签、王元景成为“风流”的符号之后，这种关联被淡化，需要披检爬梳才能重现一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