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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雄鹰乌烛顿——一位母亲的漫记

http://www.newdu.com 2020-05-29 《天涯》 newdu 参加讨论

    李浩:写在后面的话
    1、
    写一篇和雄鹰有关的小说——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存在了多年,我甚至和《草原》的主编阿霞信誓旦旦地谈过,然而总找不到合适的契口,我想赋予它勇猛、力量和坚毅,一种逆境里的百折不挠,在最初的时候我也想象这个故事发生在……正是这个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的犹疑让故事变化。
    我原初,设想契丹,古代蒙古,设想他们之间的战争,设想把故事放置在大汉和匈奴之间的战争,匈奴战败失去了王庭……我设想,我书写匈奴败走时的悲怆抵抗,从已经无力的匈奴人的角度——在网上查找有着“匈奴”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属于它的故事和记载那么少、那么少,至少我能查到的是如此,中国人、欧洲人都记录了它的存在却漠视着它的内部肌里,甚至我在当时的地图上都查不到“匈奴”部族对占领区域(那也是个王国)的命名,在“匈奴”王朝时那座山被称为什么那条河被称为什么河……欧洲也是如此,他们描述了号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单于的凶猛、残暴、狡猾,肆无忌惮的杀戮和蓬勃的、从不控制的性,然而对“匈奴”内部、他们的人性人格和观念言说甚少。
    我决定书写他们,在决定书写“匈奴”的时候我原想赋予给雄鹰的词也发生着变化,勇猛和力量依然在着,嗜血和某种野蛮,对牺牲的渴望以及一种“抢盗逻辑”也需要在他们身上建立,这时候,他身上的复杂必然会有多个向度,而且要单纯、统一……
    2、
    两三年的时间里,我都准备“正面”描写,从一个匈奴的将领或者成长中的战士的角度。然而难度重重,主要的问题是我无法自己如何“正面”描述他的杀戮和抢掠,还能表现本应如此的自得和豪迈,同时又能对具有现代观念的阅读者“有效说服”。
    我是偶然地、突然地想到了母亲——然后一切就豁然开朗,水到渠成。
    毫无疑问这个母亲注定天然地认可当时“匈奴人”的一切理念和道德标准,她在儿子成为那样的匈奴勇士的道路上起着作用,她是维护者而不是审视和反思的那个;她当然知道儿子会做什么做了什么,但在那样的理念中它必然有正当性,她也“帮助”儿子视而不见;她的身上也会有一种牺牲的渴望,这个渴望是骨子里的,是全民的道德,因为在她那里对儿子的爱和对儿子战死沙场的荣耀心同时作用。对于异族的抢掠和烧杀她不会有半点儿的恻隐,在她的大脑中那些异族人是吸纳了仇恨的“非人类”,是可以任意外置的牛和羊,是儿子建立荣耀和功勋的必须品……毫无疑问我也要为这个母亲建立起丰富的强烈的爱和维护,在她眼里儿子的一切一切都那么地合理,必须,同时我也需要为这种爱和维护认真“辩护”,让它显得自然质朴。
    最为吸引我、让我激动的,是我要为这个母亲建立一套具有整体感的、属于“那个部族和那种生活”的旧时代世界观,它和此下我们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显见的不同甚至相悖,它或多或少会引发我们的不适甚至愤怒——可我需要臆想地建筑好它并让它坚实,让我和小说里的母亲信任。
    无论在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叙述中,“匈奴”都有好战嗜血的野蛮,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来自抢掠和放牧,残忍而具有强烈的破坏力,他们之间的内部争斗也是异常的频繁残酷,而且不加掩饰……那好,如果我们是“匈奴”,是匈奴人,我们应怎样理解其中,认可其中,并极为情愿地投身其中呢?在一个母亲的、女性的角度,又是如何来看待这些的呢?再次重复,她是维护者而不是审视和反思的那个。
    3、
    同样在许多年前,我都想写一部“我不认可我的世界观”的小说,而一旦试图落笔,却发现它实际上的难度比我想象的大得多。我可以局部地为我在小说中设置的人物辩解,让一个令我和我们鄙视、不齿甚至仇恨的“坏人”为自己说话,然而写作一部整体性的“我不认可我的世界观”的小说,就会有巨大的悬空感,它还会时时地露出“反思”的尾巴……
    而写作它,我几乎是第一次令自己惊讶地找到了路径。
    我不认可“我”的世界观。在小说中,我有意让母亲看到儿子的残忍(譬如精心地抚摸割下的耳朵就像抚摸艺术品),听到儿子的残忍(譬如阿兰人、法兰克人对他的妖魔化描述),但在她的理念里这则是儿子正在成长、变得英勇、成为真正雄鹰的荣耀,所以从她的叙述中呈现的这些都平静平常,是家家户户的日常发生,暗含着都是如此、都会如此。
    我有意为他们设置了“灵歌”,灵歌的灵感或多或少来自王小波随笔中提到的日本旧时的军歌,在其中,我强化了“牺牲之美”和对牺牲的某种渴求性。朋友黄德海给出建议,让我对它进行扩展——我竟有种醍醐灌顶之感,我觉得他的建议使小说增色,也更强化了逻辑合理性。
    我也为她和他们设计了很不同的仇恨观,我有意设置了乌烛顿姐姐的死,暗示她是遭到一位本族将领的强暴而至死的——可母亲的叙述似乎极为冷静。而乌烛顿试图的报仇也一再“拖后”:一是生死之轻,一是女孩之轻。女孩的被强暴和死亡是可以用物来赎买的,因为她们更多的以属于财富和资产。而内部的报仇——我设计的是他们需要达到“公平(年龄的、力量的、武器的)”之后再决斗,这也是我所臆想中“制衡”。而乌烛顿还没达到公平,车牙克就作为战士被敌人杀死。这时,他的仇恨转换给了车牙克的“敌人”……
    女性的爱是被共同的理念“塑造”着的,它必然和我们时下的逻辑不同,否则,我们已知的哥哥死去其妻子自动成为弟弟妻子的普遍就难以成立,这里会有一个普遍顺从甚至属于女性爱的一部分。它是民族习惯,也是毫无悬念的自主选择。为了避免某种可能的不适我没有为乌烛顿创造一个哥哥,因为它会整体动摇阅读者对小说的观感,但我在另外的地方做出了补偿,譬如为乌烛顿添置另一个妻子和属于他的孩子。而母亲在这里的态度,应是女性的普遍态度,她不特别,只是正常。
    ……我承认我不认可小说中“我”的世界观,但我颇有兴致地为她建立理解与“不言而喻”的自明自恰。我希望时下的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认可下小说中“我”的世界观,然而再,思量和打量。
    我也想,我们时下认同的世界观,似乎正确而真理在握的世界观,在二十二世纪或者二十五世纪之后的人看来,是否也如同旧时期“匈奴人”的世界观一样,充满着可笑、愚蠢、谬误和难以理解?我们把云南旧有的“走婚”习俗看作是奇观和难以理解之物,那,拥有这一习俗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又是如何认知和看待的呢?还有具有那么悠久传统的“裹小脚”,据我所知我奶奶的一个姐妹因为“逼迫放脚”躲无可躲而自杀了,她内心强烈的恐惧和牺牲又是源于怎样的道德?
    我也在想,在臆想的、我们时下可以以为落后、谬误的旧时代世界观里,有多少,又是被我们吸取了却未经审视和反思的呢?若不然,作为阅读者的你,为什么可以“被说服”?
    4、
    建立氛围,建立故事的统摄,对我来说也是难度,因为它涉及繁多,后来我想到诗歌的复拓——于是,它成为了现在的样子。我写作《乡村诗人札记》的时候曾使用过类似的策略,它似乎能有种螺旋上升的回旋,然后以叠加的过程中溢出诗性,同时变厚。我希望它能做到。
    在虚构一个“匈奴人”世界观的同时,我也虚构了他们的宗教观和风俗,这里面有一部分来自历史史料,但更多的是虚构——我设想他们可能会如此。
    写作这篇和雄鹰有关的小说的过程中,我对“上帝之鞭”阿提拉的故事也有了强烈的兴趣,我设想有朝一日我可以续写这个故事,从乌烛顿的角度,从阿莱达单于被杀之后开始。现在,它还只是设想,就像当初我设想要写一个关于雄鹰的故事一样。
    李浩《 雄鹰乌烛顿——一位母亲的漫记》阅读记
    张艳梅
    李浩的文字充满了悲悯的光。他就像一头带伤的狮子,在落日里,凝视着远山,空谷回音不绝如缕。他内心有忧伤,有愤怒;有沉郁,有激越。很少见到一个作家,能让自己的文字与自己的生命如此出神入化地融为一体。
    我们把生活想象成什么,可能它的真相就是什么。文学可以任意虚构,我们站在现实的岸边,眼前污泥浊水横陈,深陷其中的人,都在奋力挣扎,没有解药,也没有先知。这篇小说是一位母亲的漫记,一个少年的成长史;也是一个作家的历史笔记,一段关于生命原力与道德哲学的隐形对话。
    雄鹰和狮子,草原上最勇敢的战斗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征战杀伐,人类在追逐什么,渴望什么?历史母体里蕴藏着的暴力,是人类前进的内在动力,还是终极的自我毁灭?东罗马历史学家约尔·丹尼斯评价匈皇阿提拉之死:“最伟大的战士是不应以女性的哀号和泪水,而是以战士的鲜血来哀悼的。”小说以乌烛顿的视角,记述阿提拉的帝国前史。那些胜利、占有和自由,那些骷髅花纹的气泡,落日,雪地上蜿蜒消失的黑点,在草原上,在民族志里,在文学审美意义中,不断死亡,不断重生,宛如那一曲回荡天际的灵歌。
    与李浩其他的国王故事一样,这篇小说并不是为了写史,而是关于人类的寓言。李浩的理念是强大的,超越于一切他想要记述的历史和生活之上。有着强大建构能力的他,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有着巨大分裂感的世界。四位女性,母亲,乌烛顿的恋人,妻子和情人,乌烛顿与她们之间的故事全部语焉不详,面对敌人闪着寒光的尖刀和滴着血的耳朵,面对掠夺、杀戮和征服,爱和性,不是为了禁锢生命内部的黑暗,与世间的魔鬼对抗,在禁忌的世界边缘游荡,忍受着血腥和死亡的气息,这里的自我意识,不是罪恶的,而是超越性的。就像乌烛顿反复说,他是布莱达的手臂,而乌烛顿母亲认为自己的儿子会成为真正的雄鹰。
    毁灭者是否有道德焦虑?历史淹没在一连串的死亡阴影和冠冕堂皇的道德理性之中,对历史的认知里,如果没有反思,那就是深渊中的深渊。作为母亲,没有恐惧,没有仇恨,乌烛顿的姐姐死了,她很平静,乌烛顿死了,她同样平静,自己也会被杀死,她依然平静,这不是源于伟大的母爱,死亡不再是一种禁忌,当然,也没有牺牲的高贵与尊严,死亡或者面对死亡的无动于衷消解了生命的紧张感,以及死亡本身的价值。死亡没有还原出生命的高度,以及存在主义的深度,这里面,有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允诺,或者说,家族中的雄鹰期待,避免了死亡的哀痛,那它意味着一种代际相传的唤醒吗?就算在某种意义上接受这一哲学,我们依然不能否定历史本身的价值彷徨。
    审美之外,李浩的小说需要翻译。他用写小说的方式翻译自己头脑中的想法,读者用自己的理解翻译他的小说。我是谁,小说是什么,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毕竟自我意识无法建立在孤立的个体之上,我与世界的关系在叙事中变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小说写得酣畅淋漓,又小心翼翼;那些疑难,总是悬而未决,又不断的尘埃落定。李浩凭借出色的想象力,为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阅读他的小说,相当于在高维时空里穿行。当然,如果不理解他的煞费苦心,他也只能一笑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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